作者：贾康
财政研究 1997年08期
一、香港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英国人占领香港之时，香港仅是一个海隅小岛。殖民者出于其贸易扩张的需要，一开始就把这里宣布为自由港，并逐步建成为一个配套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港口城市。香港后来的经济发展，是从转口贸易起家。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香港的转口货以纺织品、鸦片、茶、棉花、豆、五金、煤、油等为大宗，其中除正常的商业活动外，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人口交易（贩运劳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随着外贸的发展，一些与其相关的制造业也被带动而得到了萌生与发展。到了本世纪30年代，更有一些人士受到英联邦特惠税协定的鼓励而集资办厂，其产品除供应本地外，也销往海外市场，特别是英联邦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上海和其它一些沿海地区的资金开始流向香港，为香港的工商业注入了活力。到1940年底，全港已有工厂约800家，雇佣工人约3万名，以造船、修理、机械、纺织等业为主。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达3年零8个月之久。日军占领期间，将香港原有的160万居民除杀戮之外，大部分驱赶往内地，只剩下约60万人左右。本来就一向脆弱的转口贸易型的殖民地经济，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贸易停顿，粮食匮乏，民不聊生，少量的自然资源几乎被抢劫殆尽。
战后，英国重新控制香港，内地港民回流，社会经济秩序逐步恢复，贸易额也很快重新达到战前水平，并继续增长。1946年至1950年间，以有价证券、黄金、外币等形式从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资金约在5亿美元以上。1949年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到50.7亿港元，比日军占领前1940年的13.8亿港元超出数倍。
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给香港转口贸易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使香港对大陆的出口一落千丈。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境况下，香港的一系列内外部条件和因素促使香港经济开始走上酝酿已久的工业化道路，并在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政局稳定，资金充裕。香港政局一向比较稳定，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瑞士”。港英政府逐步完善的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政策，使香港成为吸引资金的“投资天堂”。中国大陆解放后，原设在上海、广州等地的汇丰银行及其它英资银行纷纷撤至香港；邻近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那里的侨资、外资也把资本转移至香港。这些给香港的工业化进程及随后的经济起飞带来了大量的资金。
第二，人口迅速增加，劳动力充足。战后香港的人口迅速由60万人增加至1947年的180万人，以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时，前后9个月内约75万人越界进入香港，1950年全港人口已达250万以上。大量到来的移民为香港制造业和其它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
第三，抓住了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的机遇。5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其间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国际关系又相对缓和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吸引外资和自身发展并举，凭借市场机制的引导，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转换了自己的产业结构。1952年，香港产品的外销已达其出口总额的23%，标志着香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制造业中心的变化。到了1959年，在香港出口总额32.77亿港元的货值中，本港产品的货值达22.82亿港元，占70%，大大超过了转口货值。
第四，充分发挥了中小企业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香港是从低成本、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参加国际分工的，其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每一个企业都根据市场供需以及产品成本与市场价格水平之间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生产和销售的安排与策略，产品多种多样，批量可大可小，投产快，转产也快，能够迅速迎合变化中的市场潮流，这种灵活性大大提高了香港产品对于外销市场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能力。
得力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上述外部、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香港的经济于50年代实现了从转口贸易港到制造业中心的转型，步入60年代后，工业化进程更为迅速。1960年，全港制造业工厂为5346家，到了1969年，增至14078家，当年工业产品输出达破纪录的105亿港元，与1959年的22.82亿港元相比，10年间增加3.6倍。就是在这10年中，香港已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纺织、服装、靴鞋、玩具、假发、塑胶花、手电筒、搪瓷等产品的制造中心。
进入70年代后，香港的制造业工厂更发展到4万余家。从1970年到1978年的9年间，香港出口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6.7%，其中本港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为16.2%。1972年，香港成为世界第一大玩具出口中心；1973年，香港的服装出口首次超过意大利而居世界第一；1978年，香港制造的手表的出口首次超过日本而坐上全球第一把交椅。此外，蜡烛、塑胶花、手电筒等也居世界上出口排名的首位。
随着出口制造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起飞，香港经济于70年代又实现了在贸易、工业基础上金融、旅游、航运等方面向更高级次的多元化发展和转型，成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和三大基金市场之一，同时也成为世界性的贸易中心、旅游中心、航运空运中心。
80年代之后，香港经济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又面临着新的转型问题，即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由一般技术低增值向高技术高增值产品的转变。虽然，在这种攀登新高度的转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但总体上说，香港经济的发展势头很好，新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
香港这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土地稀少、人口密集的“弹丸之地”，现在已成为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为世人所瞩目和称赞的现代化国际都市，被誉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首。概括起来说，香港经济发展的面貌可以从如下若干方面来勾画：
1.经济高速增长。从1950年到1985年，香港的生产总值增长83倍多，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13.51%，1986年和1987年两年又分别为11.1%和14.5%，1988年之后因受世界性股灾的影响及其它原因有所下降，最低到1989年降为2.8%，以后又回升，1993年回升到5.5%。香港人均的生产总值，1950年为1408港元，折合246.4美元，1993年则已高达14.6万港元，折合1.88万美元，跃居世界前列。按照1991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排队，香港居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六位。据1994年香港《资本家》杂志披露，全球拥有10亿美元以上财产的世界级富豪中，香港有18位，按人口平均，居世界第一。
2.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1993年底，香港有注册挂牌银行172家，共设有分行1605家，客户存款余额为1.68万亿港元。全球500家最大银行中有311家、100家最大银行中有81家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可以提供几乎覆盖全球范围的全面银行服务。按海外前来设立银行的数目排序，香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居世界第三位。除挂牌银行外，香港还有有限制牌照银行57家，对客户的存款负债总额为290亿港元；接受存款公司142家，存款负债总额为173亿港元。合计的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已超过6万亿港元，按目前汇率，约为中国大陆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资产总额的2倍。香港的股票市场相当发达，目前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有503家，市场资本总值超过3万亿港元，成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如按人均股票拥有量计算，已超过4万美元，高居世界第一。香港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非常活跃，本地各认可机构之间以及本地与海外机构之间都在这个市场买卖巨额港币和外币存款。外汇市场的日均成交量已达690亿美元之上，是世界第六、亚洲第三大外汇市场。从黄金市场看，交易量仅次于伦敦、纽约和苏黎市，居世界第四位。
3.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轻工制造和出口中心。香港的不少轻工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根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居世界第一的有成衣、皮革、钟、玩具及游戏用品、人造仿制首饰、理发用电器、手电筒及手提灯、人造花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手表、无线电收音机、电风扇、计算器、蜡烛等；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照像机、贵金属首饰等。
4.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1993年香港的贸易总额达2.12万亿港元，居世界第八位，人均贸易额则早在1988年时就达到2.2万美元，超过了美、英、日诸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贸易总额和生产总值的比率，1988年为228%，1993年上升到250%。
5.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香港是世界著名的现代化海港和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目前在港的轮船公司（包括外地公司的分公司或代理处）有300多家，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船舶进出香港，1993年处理了创历史最高纪录的930万标准箱的货量，海运贸易货值达10740亿港元。香港的机场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1992年有870条国际航班，与约127个城市直接通航，另有240条不定期航班。1991年香港进出口的航班为12.1万架次，客运1706万人次，居世界第四位；货运95.7万吨，居世界第三位。
6.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信息中心。目前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电话机、传呼机、移动式电话机、传真机的人均拥有量居世界前列。香港的各种传媒为数众多，目前有报纸约70种，刊物600多种，通讯社10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据统计，1988—1990年香港的每千人日报数量为632份，居世界第一。香港是世界主要国家收集、了解亚洲特别是中国及东南亚经济与政治情报信息的重要基地。
7.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旅游中心。香港的名胜古迹十分有限，并且多山少地，但巧妙的设计师们却利用其崎岖不平和依山傍海的地热，使城市建筑物高低错落、气势磅礴、宏伟壮观，而且极具现代化的气息，使所见之人无不为之赞美。同时，把许多难以开发作生产、生活用地的山岗、岛屿建成了郊野公园，成为树木茂密、山水辉映、四季鲜花盛开、风景秀丽怡人的地方。即使在狭小的市区内，也辟建了众多的公园、花园、体育场馆和成人、儿童的游乐场所。所有这些，不仅为当地的数百万居民提供了休憩、游览、娱乐、体育的场所，而且对国际旅游者颇具吸引力。特别是香港凭借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如饮食业、百货业、旅店业等，享有“饮食天堂”、“购物天堂”等美誉，更使其旅游业的吸引力大增。1993年，来港的游客达895万人次，约相当于本地人口总数的1.5倍，酒店的入住率全年平均为87%，旅游收入超出600亿港元。目前旅游业已超越电子业成为香港赚取外汇的第二大行业，占全港总产值的6.5%。
总之，香港近几十年经济发展之迅猛和成绩卓著，使世人刮目相看。西方有人称之为“用30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发展路程”。
二、香港的经济体制模式
香港在其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取得成功，自然有许多原因，但其独特而卓有成效的经济体制，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经济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全面开放的自由港”。这一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41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占领香港岛后，于同年6月7日宣布的自由港政策。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是18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主张政府对私人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加干预，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解决资源合理配置问题，政府则主要是维护公平的法律秩序，提供国家行政管理及私人企业无法盈利的公共工程及服务。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长达100年的历史时期中，香港的这种自由放任经济模式并没有使其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还是以劳务、金钱和财物的直接掠夺为主，并不真正给予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空间和余地，并且国际经济活动也没有达到足够庞大的规模以拉动殖民地经济的经济起飞。
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国际经济活动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更发生了深刻变化，由直接残酷掠夺为主转变为间接“文明赚取”，大量投资成为一种潮流，殖民地政府利用自由经济政策发展当地经济的意识也有所增强，所以，香港式自由放任经济模式便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充分利用国际形势、地理优势及内、外多种有利因素，创造了令世人称道的辉煌业绩。
总结现代香港的经济模式，可以从两个主要的特点方面来勾画：一是前述源于上个世纪的“全面开放的自由港”；二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
所谓“全面开放的自由港”，基本内容可简要总结为：
（1）商品进出口自由。除了烟草、酒类、碳氢油类等少数商品进口时需要缴纳关税外，其它商品的进口、出口、转口只需办理登记手续以便统计，而不需领取许可证，并且一律免税。应纳税商品的进出口及在本港的销售，均由香港政府指定专门商号经营。已纳税的进口商品如再出口或在运输中破损，或使用前失去效能，均可退税。本地无贸易保护，也不抵制别国的关税保护措施。
（2）经营自由。开办公司、工厂、商店等，注册手续极其简便。对于企业经营什么和如何经营，没有限制。不论是本地资本或外来资本，不论是从事何种行业，不论做土地买卖、股权收购与合并转让、投资建厂，凡属正常的工商活动范围之内，政府都一视同仁。
（3）金融自由。没有任何外汇管制，资金、黄金可以自由进出。
（4）人口进出自由。本地居民可以随意进出，外地、外国旅客进出也不用事先签证。飞机、航船等交通工具进出方便。
（5）税率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最主要的两项直接税企业利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标准税率从未达到过20%，远低于其它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税率水平。
所谓“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是1977年由当时的财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一种表述。“积极的不干预”含有极少干预之意，或可解释为“政府只有在不干预就会出现社会危机时才进行干预。”自由放任主义的完全不干预原则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实行，即使在香港，60年代之前在金融领域中也是有所干预的，但在政策主张上明确提出意味着极少的“必要干预”的“积极不干预”，却体现了某种理论上的升华。夏鼎基也是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但他认为，自由放任并不足以解释香港经济的运作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态度，因为自由放任有消极的意思，而积极的不干预承认政府在必要时可采取主动措施干预经济生活，促进其发展。
在实践中，香港政府一方面注意尽量减少干预，认为政府的责任是为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一个自由安定的环境，不扶助贴补，亦不歧视阻碍，投资方向与项目自由选择，资金自由使用调剂，价格自主决定，市场自由进出，劳动力自由流动，实行充分的自由竞争，保证经济活动有广泛的自由。另一方面，当出现了对整体的经济运行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问题时，政府又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必要的干预加以解决。这种情况在金融领域发生较多，如70年代的金融风潮，80年代的银行挤提与股市风暴，香港政府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使问题得以解决，包括先后接管数家银行，实行银行体制和证券体制改革、动用外汇基金等。这样做，保证了整体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维护了香港作为一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不论在保证经济活动自由方面还是在进行必要干预方面，香港都有一整套法规。香港政府一切依法行事，保护经济活动自由依照法律，实行干预也限制在法律范围内而不超越法律。
三、香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实际情况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香港的经济模式和体制适合了香港的特定“港情”，成效卓著。基于这种模式和体制，香港经济飞跃发展，因而被西方舆论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能发挥市场效能的地方”，“是自由市场的现代典范”。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经济模式中，香港政府仍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那么，从总体上说，香港政府在几十年奇迹般的经济发展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呢？这可以从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概括：
1.提供适合于香港经济发展的自由经济政策。
表现在经济活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自由经济政策，即实行市场、投资、企业经营、劳动就业、贸易、金融、外汇等全方位的自由竞争，自由流动。因前已提及，不再赘述。
2.提供对于经济生活的必要的干预措施。
所谓自由经济政策的“不干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除了前述在金融领域中采取干预措施的例子之外，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比如：
——规定对于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供水等公用事业，均使用政府财政收入进行以官方为主要股本的经营；
——规定凡属皇家（政府）所有的土地，均实行独家经营，因而产生了香港的土地高价政策；
——规定货币发行受外汇基金条例管制，即必须有外汇基金作保证，银行增发港币钞票时，须以美元向外汇基金缴付款项；撤回流通的港币钞票时，外汇基金也以美元付还款项；另外注册银行运用资金时需保留存款的20%作为流动资产；银行放款最高量为存款总额的75%；
——建立大米预储和进口配额制度，由政府选定大米的进口专营商，控制进口量、进口来源及进口配额的分配，掌管大米储备，以保证大米市场平稳，抑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投机行为；
——对电力、电话、煤气及公共交通等各项公用事业实行专利经营，严格管制收费，办法是通过公开招标，让某些私人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在政府监督下进行垄断经营，收费标准掌握在依固定资产净值计算为13.5—15%的利润率水平，并考虑风险程度等因素加以核定与调整：
——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和医疗给予补贴，目前约有48%的居民住在售价只有私人商品房的20—40%、房租只占家庭总收入7—10%的公屋内。
3.提供一套较完善的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
香港政府的组织结构比较灵活精干，行政首脑只有一个总督，不设副手。辅助总督的是一个主管政务的布政司和一个主管经济的财政司，还有行政、立法两局，其下再设若干行政部门。各部门分工清楚、职责明确，基本上实行开放式办公，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会晤工作人员。所有的事情都依法办理，一个部门管某一方面的事就一管到底，无需为一件事跑许多部门，盖许多印章。工作人员由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办事讲究效率。
二次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香港不断制定新的法律、修订原有法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在香港的经济领域中的各种事务，基本上都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各行各业有各自的法律规范。
香港政府依靠上述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调节各种矛盾，维护经济稳定地发展。
4.提供较好的教育、培训制度和吸引人才措施，为各行各业培养和招揽大批适用人才。
香港政府十分重视教育问题，70年代已建立了九年制免费强制义务教育制度，并对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理工学院、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提供赞助。为提高教育质量，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校教育之外，香港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的职业教育，1982年专门设立了职业训练局，负责向总督提供训练制度方面的意见，并负责设立、发展及推行训练操作工、技工、技术员和技师的计划，以及设立管理工业学校和工业训练中心。职业训练局下属的20多个一般委员会和训练委员会，负责评估各个经济行业及有关行业未来的劳动力需求、提出解决办法、拟订及分发训练资料、开办和管理训练中心。职业训练局管理的多间工业学院提供不同程度的多项训练课程，授课方式也灵活多样，包括全日制、整段时间给假调训制、日间部分时间给假调训制、夜间兼读制和短期培训。大多数的技术员程度课程读完后，学员可获得英国商业及技术员教育局承认，向该局申请领授证书。
香港政府除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加强职业训练造就社会所需合格人才之外，还广为招揽有专业知识和特别技能或经验的外籍人才。银行家、企业家等来港就业居留只需按一般入境规定办理。据统计，仅1989年一年中间，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409名专业人士，以及具备技术知识、行政或管理技巧的人士获准到香港就业。
5.提供有利于促进贸易和生产发展的服务。
香港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贸易带动生产的发展。香港政府促进贸易发展并不是直接插手经营贸易，也不直接资助、补贴贸易，而主要是通过多种方式为贸易提供服务，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扩展市场。政府官员不时出席国际会议及出访一些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为扩展贸易奔走。
政府有贸易署，并创办了两个半官方机构——贸易发展局和出口信用保险局。贸易署负责处理对外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以及一般和特别的贸易管理事务。
贸易发展局成立于1966年，现其办事处几乎遍布全球，各办事处向香港内外的进、出口商提供商务信息和咨询意见，安排接洽，并出版特别市场调查和产品报告。每年贸易发展局都要在世界各地举办多项大型国际活动，开办各种展览会，并组织带领多个贸易团体出访。该局公开发行的介绍产品的杂志有《香港玩具》、《香港珠宝》、《香港家具》、《香港礼品精选》等年刊，《香港电子产品》半年刊，《香港时装》季刊，以及报导一般产品的《香港企业》月刊，报导本港新闻及评论的《香港工商》半月刊。另外，该局每年以七种文字（英、汉、法、德、日、意、西班牙）编印《香港商业指南》，供访港商人使用。
出口信用保险局也成立于1966年，负责为香港出口商提供一般商品保险机构不肯承保的风险保障，以免他们因海外买家无力偿还货款而蒙受巨额损失，赔偿额最高可达90%。该局还为短期信用放款的出口和转口货品提供保障，对以中期或长期信用放款方式出口的机器及其它生产设备，亦提供特别的保单。
香港政府除大力促进贸易发展外，也积极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业发展委员会，由财政司任主席，负责就一切与工业有关的重要事项向政府提供处理意见。政府中还设有工业署和半官方机构——生产力促进局。
政府工业署负责执行政府的工业政策，其基点是为产业界提供基础设施和发展方向上的适当引导，特别是提倡增加改善产品品质、创新设计、改进生产工序的投资，以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该署的工作还包括对主要工业作技术、市场方面的调查研究，使政府衡量可以从哪些方面加以扶植引导；监察基础设施、受训人员和土地是否足够；向制造业推广品质保证，维护计量、测量标准，并向厂商提供海外产品标准的资料。
生产力促进局成立于1967年。该局提供题材多样的训练课程、工业与管理的顾问咨询服务以及技术扶助服务，并代表香港政府推行亚洲生产力组织在香港的一切活动。据统计，在1989年一年间该局就完成了944项顾问服务，举办了500多个训练课程，学员人数达13600人。
6.提供良好的发展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
香港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一向十分重视，60年代之后更作了进一步的精心策划和展示了大量新的工程建设，按照一整套计划加以实施，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仅在交通方面，1972年开通了中区海底隧道；1976年开通了狮子山隧道，1978年又开通了狮子山隧道双线；1975年开始兴建的地下铁路于1979年底通车，并在其后继续扩张使线路不断延伸；1982年开通了香港仔隧道和机场隧道；1988年建成了新界西北部屯门至元郎之间全长23公里的轻便铁路，并开通了东区海底隧道和地下铁道。此外，香港的能源供应充足，通讯方便快捷，公用事业服务水准较高，市政规划细致……，这些也都为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配套环境与条件。
综上所述，可知在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香港经济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仍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只是在于：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要建立在正确界定政府职能（角色位置）和正确掌握发挥职能的方式这种前提之下。
作者介绍：贾康 财政部科研所
作者：贾康
财政研究 1997年08期
一、香港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英国人占领香港之时，香港仅是一个海隅小岛。殖民者出于其贸易扩张的需要，一开始就把这里宣布为自由港，并逐步建成为一个配套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港口城市。香港后来的经济发展，是从转口贸易起家。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香港的转口货以纺织品、鸦片、茶、棉花、豆、五金、煤、油等为大宗，其中除正常的商业活动外，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人口交易（贩运劳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随着外贸的发展，一些与其相关的制造业也被带动而得到了萌生与发展。到了本世纪30年代，更有一些人士受到英联邦特惠税协定的鼓励而集资办厂，其产品除供应本地外，也销往海外市场，特别是英联邦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上海和其它一些沿海地区的资金开始流向香港，为香港的工商业注入了活力。到1940年底，全港已有工厂约800家，雇佣工人约3万名，以造船、修理、机械、纺织等业为主。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达3年零8个月之久。日军占领期间，将香港原有的160万居民除杀戮之外，大部分驱赶往内地，只剩下约60万人左右。本来就一向脆弱的转口贸易型的殖民地经济，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贸易停顿，粮食匮乏，民不聊生，少量的自然资源几乎被抢劫殆尽。
战后，英国重新控制香港，内地港民回流，社会经济秩序逐步恢复，贸易额也很快重新达到战前水平，并继续增长。1946年至1950年间，以有价证券、黄金、外币等形式从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资金约在5亿美元以上。1949年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到50.7亿港元，比日军占领前1940年的13.8亿港元超出数倍。
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给香港转口贸易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使香港对大陆的出口一落千丈。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境况下，香港的一系列内外部条件和因素促使香港经济开始走上酝酿已久的工业化道路，并在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政局稳定，资金充裕。香港政局一向比较稳定，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瑞士”。港英政府逐步完善的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政策，使香港成为吸引资金的“投资天堂”。中国大陆解放后，原设在上海、广州等地的汇丰银行及其它英资银行纷纷撤至香港；邻近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那里的侨资、外资也把资本转移至香港。这些给香港的工业化进程及随后的经济起飞带来了大量的资金。
第二，人口迅速增加，劳动力充足。战后香港的人口迅速由60万人增加至1947年的180万人，以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时，前后9个月内约75万人越界进入香港，1950年全港人口已达250万以上。大量到来的移民为香港制造业和其它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
第三，抓住了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的机遇。5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其间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国际关系又相对缓和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吸引外资和自身发展并举，凭借市场机制的引导，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转换了自己的产业结构。1952年，香港产品的外销已达其出口总额的23%，标志着香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制造业中心的变化。到了1959年，在香港出口总额32.77亿港元的货值中，本港产品的货值达22.82亿港元，占70%，大大超过了转口货值。
第四，充分发挥了中小企业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香港是从低成本、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参加国际分工的，其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每一个企业都根据市场供需以及产品成本与市场价格水平之间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生产和销售的安排与策略，产品多种多样，批量可大可小，投产快，转产也快，能够迅速迎合变化中的市场潮流，这种灵活性大大提高了香港产品对于外销市场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能力。
得力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上述外部、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香港的经济于50年代实现了从转口贸易港到制造业中心的转型，步入60年代后，工业化进程更为迅速。1960年，全港制造业工厂为5346家，到了1969年，增至14078家，当年工业产品输出达破纪录的105亿港元，与1959年的22.82亿港元相比，10年间增加3.6倍。就是在这10年中，香港已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纺织、服装、靴鞋、玩具、假发、塑胶花、手电筒、搪瓷等产品的制造中心。
进入70年代后，香港的制造业工厂更发展到4万余家。从1970年到1978年的9年间，香港出口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6.7%，其中本港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为16.2%。1972年，香港成为世界第一大玩具出口中心；1973年，香港的服装出口首次超过意大利而居世界第一；1978年，香港制造的手表的出口首次超过日本而坐上全球第一把交椅。此外，蜡烛、塑胶花、手电筒等也居世界上出口排名的首位。
随着出口制造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起飞，香港经济于70年代又实现了在贸易、工业基础上金融、旅游、航运等方面向更高级次的多元化发展和转型，成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和三大基金市场之一，同时也成为世界性的贸易中心、旅游中心、航运空运中心。
80年代之后，香港经济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又面临着新的转型问题，即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由一般技术低增值向高技术高增值产品的转变。虽然，在这种攀登新高度的转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但总体上说，香港经济的发展势头很好，新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
香港这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土地稀少、人口密集的“弹丸之地”，现在已成为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为世人所瞩目和称赞的现代化国际都市，被誉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首。概括起来说，香港经济发展的面貌可以从如下若干方面来勾画：
1.经济高速增长。从1950年到1985年，香港的生产总值增长83倍多，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13.51%，1986年和1987年两年又分别为11.1%和14.5%，1988年之后因受世界性股灾的影响及其它原因有所下降，最低到1989年降为2.8%，以后又回升，1993年回升到5.5%。香港人均的生产总值，1950年为1408港元，折合246.4美元，1993年则已高达14.6万港元，折合1.88万美元，跃居世界前列。按照1991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排队，香港居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六位。据1994年香港《资本家》杂志披露，全球拥有10亿美元以上财产的世界级富豪中，香港有18位，按人口平均，居世界第一。
2.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1993年底，香港有注册挂牌银行172家，共设有分行1605家，客户存款余额为1.68万亿港元。全球500家最大银行中有311家、100家最大银行中有81家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可以提供几乎覆盖全球范围的全面银行服务。按海外前来设立银行的数目排序，香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居世界第三位。除挂牌银行外，香港还有有限制牌照银行57家，对客户的存款负债总额为290亿港元；接受存款公司142家，存款负债总额为173亿港元。合计的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已超过6万亿港元，按目前汇率，约为中国大陆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资产总额的2倍。香港的股票市场相当发达，目前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有503家，市场资本总值超过3万亿港元，成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如按人均股票拥有量计算，已超过4万美元，高居世界第一。香港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非常活跃，本地各认可机构之间以及本地与海外机构之间都在这个市场买卖巨额港币和外币存款。外汇市场的日均成交量已达690亿美元之上，是世界第六、亚洲第三大外汇市场。从黄金市场看，交易量仅次于伦敦、纽约和苏黎市，居世界第四位。
3.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轻工制造和出口中心。香港的不少轻工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根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居世界第一的有成衣、皮革、钟、玩具及游戏用品、人造仿制首饰、理发用电器、手电筒及手提灯、人造花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手表、无线电收音机、电风扇、计算器、蜡烛等；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照像机、贵金属首饰等。
4.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1993年香港的贸易总额达2.12万亿港元，居世界第八位，人均贸易额则早在1988年时就达到2.2万美元，超过了美、英、日诸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贸易总额和生产总值的比率，1988年为228%，1993年上升到250%。
5.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香港是世界著名的现代化海港和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目前在港的轮船公司（包括外地公司的分公司或代理处）有300多家，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船舶进出香港，1993年处理了创历史最高纪录的930万标准箱的货量，海运贸易货值达10740亿港元。香港的机场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1992年有870条国际航班，与约127个城市直接通航，另有240条不定期航班。1991年香港进出口的航班为12.1万架次，客运1706万人次，居世界第四位；货运95.7万吨，居世界第三位。
6.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信息中心。目前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电话机、传呼机、移动式电话机、传真机的人均拥有量居世界前列。香港的各种传媒为数众多，目前有报纸约70种，刊物600多种，通讯社10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据统计，1988—1990年香港的每千人日报数量为632份，居世界第一。香港是世界主要国家收集、了解亚洲特别是中国及东南亚经济与政治情报信息的重要基地。
7.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旅游中心。香港的名胜古迹十分有限，并且多山少地，但巧妙的设计师们却利用其崎岖不平和依山傍海的地热，使城市建筑物高低错落、气势磅礴、宏伟壮观，而且极具现代化的气息，使所见之人无不为之赞美。同时，把许多难以开发作生产、生活用地的山岗、岛屿建成了郊野公园，成为树木茂密、山水辉映、四季鲜花盛开、风景秀丽怡人的地方。即使在狭小的市区内，也辟建了众多的公园、花园、体育场馆和成人、儿童的游乐场所。所有这些，不仅为当地的数百万居民提供了休憩、游览、娱乐、体育的场所，而且对国际旅游者颇具吸引力。特别是香港凭借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如饮食业、百货业、旅店业等，享有“饮食天堂”、“购物天堂”等美誉，更使其旅游业的吸引力大增。1993年，来港的游客达895万人次，约相当于本地人口总数的1.5倍，酒店的入住率全年平均为87%，旅游收入超出600亿港元。目前旅游业已超越电子业成为香港赚取外汇的第二大行业，占全港总产值的6.5%。
总之，香港近几十年经济发展之迅猛和成绩卓著，使世人刮目相看。西方有人称之为“用30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发展路程”。
二、香港的经济体制模式
香港在其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取得成功，自然有许多原因，但其独特而卓有成效的经济体制，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经济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全面开放的自由港”。这一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41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占领香港岛后，于同年6月7日宣布的自由港政策。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是18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主张政府对私人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加干预，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解决资源合理配置问题，政府则主要是维护公平的法律秩序，提供国家行政管理及私人企业无法盈利的公共工程及服务。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长达100年的历史时期中，香港的这种自由放任经济模式并没有使其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还是以劳务、金钱和财物的直接掠夺为主，并不真正给予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空间和余地，并且国际经济活动也没有达到足够庞大的规模以拉动殖民地经济的经济起飞。
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国际经济活动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更发生了深刻变化，由直接残酷掠夺为主转变为间接“文明赚取”，大量投资成为一种潮流，殖民地政府利用自由经济政策发展当地经济的意识也有所增强，所以，香港式自由放任经济模式便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充分利用国际形势、地理优势及内、外多种有利因素，创造了令世人称道的辉煌业绩。
总结现代香港的经济模式，可以从两个主要的特点方面来勾画：一是前述源于上个世纪的“全面开放的自由港”；二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
所谓“全面开放的自由港”，基本内容可简要总结为：
（1）商品进出口自由。除了烟草、酒类、碳氢油类等少数商品进口时需要缴纳关税外，其它商品的进口、出口、转口只需办理登记手续以便统计，而不需领取许可证，并且一律免税。应纳税商品的进出口及在本港的销售，均由香港政府指定专门商号经营。已纳税的进口商品如再出口或在运输中破损，或使用前失去效能，均可退税。本地无贸易保护，也不抵制别国的关税保护措施。
（2）经营自由。开办公司、工厂、商店等，注册手续极其简便。对于企业经营什么和如何经营，没有限制。不论是本地资本或外来资本，不论是从事何种行业，不论做土地买卖、股权收购与合并转让、投资建厂，凡属正常的工商活动范围之内，政府都一视同仁。
（3）金融自由。没有任何外汇管制，资金、黄金可以自由进出。
（4）人口进出自由。本地居民可以随意进出，外地、外国旅客进出也不用事先签证。飞机、航船等交通工具进出方便。
（5）税率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最主要的两项直接税企业利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标准税率从未达到过20%，远低于其它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税率水平。
所谓“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是1977年由当时的财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一种表述。“积极的不干预”含有极少干预之意，或可解释为“政府只有在不干预就会出现社会危机时才进行干预。”自由放任主义的完全不干预原则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实行，即使在香港，60年代之前在金融领域中也是有所干预的，但在政策主张上明确提出意味着极少的“必要干预”的“积极不干预”，却体现了某种理论上的升华。夏鼎基也是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但他认为，自由放任并不足以解释香港经济的运作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态度，因为自由放任有消极的意思，而积极的不干预承认政府在必要时可采取主动措施干预经济生活，促进其发展。
在实践中，香港政府一方面注意尽量减少干预，认为政府的责任是为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一个自由安定的环境，不扶助贴补，亦不歧视阻碍，投资方向与项目自由选择，资金自由使用调剂，价格自主决定，市场自由进出，劳动力自由流动，实行充分的自由竞争，保证经济活动有广泛的自由。另一方面，当出现了对整体的经济运行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问题时，政府又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必要的干预加以解决。这种情况在金融领域发生较多，如70年代的金融风潮，80年代的银行挤提与股市风暴，香港政府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使问题得以解决，包括先后接管数家银行，实行银行体制和证券体制改革、动用外汇基金等。这样做，保证了整体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维护了香港作为一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不论在保证经济活动自由方面还是在进行必要干预方面，香港都有一整套法规。香港政府一切依法行事，保护经济活动自由依照法律，实行干预也限制在法律范围内而不超越法律。
三、香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实际情况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香港的经济模式和体制适合了香港的特定“港情”，成效卓著。基于这种模式和体制，香港经济飞跃发展，因而被西方舆论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能发挥市场效能的地方”，“是自由市场的现代典范”。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经济模式中，香港政府仍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那么，从总体上说，香港政府在几十年奇迹般的经济发展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呢？这可以从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概括：
1.提供适合于香港经济发展的自由经济政策。
表现在经济活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自由经济政策，即实行市场、投资、企业经营、劳动就业、贸易、金融、外汇等全方位的自由竞争，自由流动。因前已提及，不再赘述。
2.提供对于经济生活的必要的干预措施。
所谓自由经济政策的“不干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除了前述在金融领域中采取干预措施的例子之外，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比如：
——规定对于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供水等公用事业，均使用政府财政收入进行以官方为主要股本的经营；
——规定凡属皇家（政府）所有的土地，均实行独家经营，因而产生了香港的土地高价政策；
——规定货币发行受外汇基金条例管制，即必须有外汇基金作保证，银行增发港币钞票时，须以美元向外汇基金缴付款项；撤回流通的港币钞票时，外汇基金也以美元付还款项；另外注册银行运用资金时需保留存款的20%作为流动资产；银行放款最高量为存款总额的75%；
——建立大米预储和进口配额制度，由政府选定大米的进口专营商，控制进口量、进口来源及进口配额的分配，掌管大米储备，以保证大米市场平稳，抑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投机行为；
——对电力、电话、煤气及公共交通等各项公用事业实行专利经营，严格管制收费，办法是通过公开招标，让某些私人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在政府监督下进行垄断经营，收费标准掌握在依固定资产净值计算为13.5—15%的利润率水平，并考虑风险程度等因素加以核定与调整：
——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和医疗给予补贴，目前约有48%的居民住在售价只有私人商品房的20—40%、房租只占家庭总收入7—10%的公屋内。
3.提供一套较完善的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
香港政府的组织结构比较灵活精干，行政首脑只有一个总督，不设副手。辅助总督的是一个主管政务的布政司和一个主管经济的财政司，还有行政、立法两局，其下再设若干行政部门。各部门分工清楚、职责明确，基本上实行开放式办公，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会晤工作人员。所有的事情都依法办理，一个部门管某一方面的事就一管到底，无需为一件事跑许多部门，盖许多印章。工作人员由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办事讲究效率。
二次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香港不断制定新的法律、修订原有法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在香港的经济领域中的各种事务，基本上都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各行各业有各自的法律规范。
香港政府依靠上述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调节各种矛盾，维护经济稳定地发展。
4.提供较好的教育、培训制度和吸引人才措施，为各行各业培养和招揽大批适用人才。
香港政府十分重视教育问题，70年代已建立了九年制免费强制义务教育制度，并对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理工学院、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提供赞助。为提高教育质量，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校教育之外，香港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的职业教育，1982年专门设立了职业训练局，负责向总督提供训练制度方面的意见，并负责设立、发展及推行训练操作工、技工、技术员和技师的计划，以及设立管理工业学校和工业训练中心。职业训练局下属的20多个一般委员会和训练委员会，负责评估各个经济行业及有关行业未来的劳动力需求、提出解决办法、拟订及分发训练资料、开办和管理训练中心。职业训练局管理的多间工业学院提供不同程度的多项训练课程，授课方式也灵活多样，包括全日制、整段时间给假调训制、日间部分时间给假调训制、夜间兼读制和短期培训。大多数的技术员程度课程读完后，学员可获得英国商业及技术员教育局承认，向该局申请领授证书。
香港政府除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加强职业训练造就社会所需合格人才之外，还广为招揽有专业知识和特别技能或经验的外籍人才。银行家、企业家等来港就业居留只需按一般入境规定办理。据统计，仅1989年一年中间，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409名专业人士，以及具备技术知识、行政或管理技巧的人士获准到香港就业。
5.提供有利于促进贸易和生产发展的服务。
香港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贸易带动生产的发展。香港政府促进贸易发展并不是直接插手经营贸易，也不直接资助、补贴贸易，而主要是通过多种方式为贸易提供服务，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扩展市场。政府官员不时出席国际会议及出访一些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为扩展贸易奔走。
政府有贸易署，并创办了两个半官方机构——贸易发展局和出口信用保险局。贸易署负责处理对外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以及一般和特别的贸易管理事务。
贸易发展局成立于1966年，现其办事处几乎遍布全球，各办事处向香港内外的进、出口商提供商务信息和咨询意见，安排接洽，并出版特别市场调查和产品报告。每年贸易发展局都要在世界各地举办多项大型国际活动，开办各种展览会，并组织带领多个贸易团体出访。该局公开发行的介绍产品的杂志有《香港玩具》、《香港珠宝》、《香港家具》、《香港礼品精选》等年刊，《香港电子产品》半年刊，《香港时装》季刊，以及报导一般产品的《香港企业》月刊，报导本港新闻及评论的《香港工商》半月刊。另外，该局每年以七种文字（英、汉、法、德、日、意、西班牙）编印《香港商业指南》，供访港商人使用。
出口信用保险局也成立于1966年，负责为香港出口商提供一般商品保险机构不肯承保的风险保障，以免他们因海外买家无力偿还货款而蒙受巨额损失，赔偿额最高可达90%。该局还为短期信用放款的出口和转口货品提供保障，对以中期或长期信用放款方式出口的机器及其它生产设备，亦提供特别的保单。
香港政府除大力促进贸易发展外，也积极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业发展委员会，由财政司任主席，负责就一切与工业有关的重要事项向政府提供处理意见。政府中还设有工业署和半官方机构——生产力促进局。
政府工业署负责执行政府的工业政策，其基点是为产业界提供基础设施和发展方向上的适当引导，特别是提倡增加改善产品品质、创新设计、改进生产工序的投资，以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该署的工作还包括对主要工业作技术、市场方面的调查研究，使政府衡量可以从哪些方面加以扶植引导；监察基础设施、受训人员和土地是否足够；向制造业推广品质保证，维护计量、测量标准，并向厂商提供海外产品标准的资料。
生产力促进局成立于1967年。该局提供题材多样的训练课程、工业与管理的顾问咨询服务以及技术扶助服务，并代表香港政府推行亚洲生产力组织在香港的一切活动。据统计，在1989年一年间该局就完成了944项顾问服务，举办了500多个训练课程，学员人数达13600人。
6.提供良好的发展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
香港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一向十分重视，60年代之后更作了进一步的精心策划和展示了大量新的工程建设，按照一整套计划加以实施，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仅在交通方面，1972年开通了中区海底隧道；1976年开通了狮子山隧道，1978年又开通了狮子山隧道双线；1975年开始兴建的地下铁路于1979年底通车，并在其后继续扩张使线路不断延伸；1982年开通了香港仔隧道和机场隧道；1988年建成了新界西北部屯门至元郎之间全长23公里的轻便铁路，并开通了东区海底隧道和地下铁道。此外，香港的能源供应充足，通讯方便快捷，公用事业服务水准较高，市政规划细致……，这些也都为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配套环境与条件。
综上所述，可知在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香港经济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仍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只是在于：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要建立在正确界定政府职能（角色位置）和正确掌握发挥职能的方式这种前提之下。
作者介绍：贾康 财政部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