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培育大企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适应经济新常态以新思路谋划新发展——2014中国大企业发展的问题和对策

■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

2014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连续第13年发布中国企业500强,连续第10年发布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并在此基础上连续第4年发布中国100大跨国公司。三个500强榜单包括了我国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共计1083家大企业;其中制造业企业500强和服务业企业500强分别有260家和157家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2014中国大企业

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大企业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继续取得积极进展,但长期以来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与国际一流大企业相比,某些问题甚至显得更为突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在新时期、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大企业应当密切关注如下主要问题。

(一)提质增效发展亟待破题

2014世界500强中,中国入围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强人意,与其榜单排名表现、数量地位相差甚远。中国内地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的快速扩张,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挤进了世界500强的榜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500强新进企业的最主要来源地。但中国入围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随着企业规模的做大而有所改善。2014世界500强的净利润增长了27%,但中国企业的净利润只增长了不到8%,利润增速显著落后于世界500强的整体水平。从利润率的角度看,2014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9.33%,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10%,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低于美国企业;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虽然高于日本(4.49%)、德国(2.45%)和法国(3.40%),但明显低于英国(10.20%)。2014世界500强利润率排名前5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只占10家,美国企业则有20家;在利润率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1家,而美国企业则有6家。2014世界500强最赚钱的50家企业中,有20家来自美国,来自中国的企业只有6家。虽然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相当于美国的71.88%,但却只实现了相当于美国企业营业收入的66.23%,而中国企业所实现的净利润则只相当于美国企业的37.51%;中国企业的营收能力与盈利能力均不如美国企业,尤其是盈利能力,更是显著落后于美国企业。中国上榜企业的亏损面明显大于美国企业,在发生亏损的49家2014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只有4家,中国企业却有16家;将近1/3的亏损企业来自中国。

中国企业500强的盈利能力再次与世界500强、美国500强拉开了距离。2014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2.4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64%,明显低于世界500强26.96%和美国500强31.69%的增速。受此影响,2014中国企业500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占世界500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美国500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相对占比分别从22.36%、42.00%下滑至20.08%、36.36%。尤其是与美国500强相比,中国大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强人意,中国企业500强以相当于同期美国500强3/4的营业收入,却只实现了相当于美国500强四成不到的净利润。在所有4个利润率指标上,中国企业500强均落后于世界500强与美国500强,中国大企业的盈利能力确实非常令人担忧。

(二)技术创新存在有明显不足

我国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大企业的科技创新贡献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14世界500强中92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只有1.16%,与上年相比甚至还下降了0.05个百分点。2014中国企业500强合计投入研发费用5934.6亿元,比去年增长7.36%,远低于同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1.25%,比上年下降0.02个百分点。与不重视创新投入相仿,我国企业参与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动力也显不足。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专利技术交易率只有5%,真正实现产业化则不足5%。在汤姆森路透评选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2011-2013年我国企业连续3年无一入选。2012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合约(PCT)的数量约为美国的1/3,且同族专利、交叉许可专利少,专利影响力低。我国大量企业以引进技术、组装生产为主,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高。在对未来发展具有关键、颠覆性影响的重大技术创新上,欧美国家的领先优势和我国的弱势地位形成鲜明对比。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对基础性、配套性产品重视不够,很多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依赖进口。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要依靠进口,使得这些行业沦为组装加工业,产品附加值较低。国产风电机组传动齿轮保修期仅2年,而国外产品寿命一般在20年以上,轴承和对接螺栓等全部从国外进口。高端机械装备主轴承平均寿命约300小时,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1%,且故障频发。薄弱的基础能力限制了我国先进制造业整机能力的提升。

(三)金融机构利润畸高

中国入围2014世界500强的92家内地企业中,利润率排在前10位的都是来自内地的银行;而在美国入围企业中排在盈利能力前20位的只有1家银行和3家其他类金融机构,日本入围企业中排在盈利能力前20位的也只有3家综合类金融机构,与中国相比存在有十分明显的反差。美国入围企业中,包括银行、保险与多元化金融在内的金融类机构的平均利润率是22.85%,其他实体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7.87%;日本入围企业中,金融类机构的平均利润率是9.12%,其他实体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3.93%;中国入围企业中,金融类机构的平均利润率是18.61%,其他实体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2.24%。中国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利润率的差异明显大于美国与日本,尤为突出的是,中国上榜企业中的金融机构的高利润率是在实体经济整体近乎微利的情况下实现,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反映了我国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就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利润率关系而言,美国的双高模式与日本的双低模式可能是适合的;类似于中国的金融偏高、实体严重偏低的模式,不利于金融为实体经济输血造血功能的实现。

(四)产业结构亟待优化

在世界500强中,传统产业虽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现代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信息科技产业上榜企业数量长期以来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产业高级化的成果已经在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产业结构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随着上榜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的产业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企业的数量有所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与美日等国相比,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道路依然还很漫长。在2014世界500强上榜企业行业分布中,中国企业明显占优势的行业分别是采矿与原油生产、金属产品、工程与建筑、能源、贸易,这些都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产业的低级形态;而在以财产与意外保险、人寿与健康保险、多元化金融与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服务领域,以计算机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IT领域,以航天与防务、电子电气设备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美国企业明显占据优势。

中国企业500强产业结构的低级形态特征更加突出。2104中国企业500强更多分布在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建筑业、一般有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煤炭采掘及采选业等传统的重化工特征显著的行业,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中的分布较少。在2014美国500强中,分布最多的是专业零售商,共有25家其他类的专业零售商进入了2014美国500强;公用事业企业数量23家,排在第二位;食品:消费产品、制药分别都有12家企业入围,并列居第九位。中国企业500强依然是重化工的大企业为主导,世界500强已经呈现出金融服务主导特征,美国500强则更多体现出消费与金融服务特征。

(五)国际经营能力仍处较低水平

我国大企业正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整合与利用国际资源,但整体国际经营能力仍处较低水平。2013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中,中国内地企业只有3家,平均跨国指数只有28.2%,远低于美国企业的平均值(53.4%)。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100大跨国公司排行榜中,中国内地企业也只有12家。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国指数,也一直都在14%左右。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这一增速低于去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据测算,2005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均值仅为3.3%。有效提高国际化经营收益,我国企业仍重而道远。

新常态下我国大企业

提质增效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意味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式增长变成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同时改革所伴随的风险压力加大。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提供了指南。

(一)适应新常态,以新思路谋划新发展

适应新常态,我国大企业首先应当做到遇降不惊、不乱。我国大企业要对经济增速下降有一定的容忍度,学会以平常心正确看待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是偶然性地跌破增长区间的下限。

面对经济增长新常态,我国大企业发展需要有新思路。我国大企业应主动调低对宏观经济增速的预期,放低自身增长目标,确立与宏观经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发展规划,避免因追求过高增长速度而进一步加大库存与产能过剩压力。我国大企业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经济成分如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加快发展具有战略价值和引领作用的产业板块;应尽快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技术优势取代低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与低环境成本优势,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价值,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我国大企业应重新审视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历程,不断优化公司治理,规范内部管理,确立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战略定位与运营模式,放弃长期以来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和营收增长的以量取胜策略,转而追求“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更多关注绿色环保、增长质量,实现企业提质增效与可持续发展。未来新增投资增速将持续放缓,兼并重组将成为企业扩张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企业应充分抓住当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带来的机会,以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加快推进跨国界、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做大做强做优企业,建立起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

(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国大企业应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传统工业化已经进入尾声之际,当前世界正在迎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和前沿方向已经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前沿技术发展也处在多点、多元、群发突破的创新密集期等。这些革命性突破将成为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和知识源泉,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世界主要国家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把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重要领域加强布局,努力保持科技前沿领先地位,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他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指出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我国大企业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中国大企业广受批评的一个原因是大而不强,关键症结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比如,目前我国高端芯片和通用芯片对外依存度超过95%,基础电路工艺落后发达国家约5年。

大企业要在技术创新和应用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应用与基础研究并重的技术研发体系;我国大企业应积极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我国大企业应在国家科技计划决策和立项论证阶段积极参与,牵头组织实施以产业化为目标的科研项目;我国大企业应转变观念,增加科研投入,主动根据主业发展方向确立科技创新发展路线。我国大企业应不断提高获取社会创新资源的能力,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尽快成长为技术创新和交易主体。

大企业应切实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今世界是以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和基本特征的信息社会,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今天大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因技术含量不高,一直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重点行业信息化程度逐步提升,但总体信息化的水平仍然不高。第一,我国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顺势而为,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为抓手,大力推动传统工业向智能工业转型。第二,要以智能技术开发为动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着力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第三,要主动适应生产方式变革,围绕提升产品附加值,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

此外,要推动我国大企业以技术与产品创新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发展,必须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包括进一步研究落实财政、投资、金融等政策,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社会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局面,支持大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和产学研合作;健全由大企业牵头实施应用性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加强对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创新能力建设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将自主技术装备和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范围;引导大企业完善技术创新考核与激励机制,加强大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大企业创新文化建设。

(三)积极实践混合所有制改革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是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我国大企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实践表明,产权多元化改造,以及由此推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是十多年来支撑我国大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率先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也表明,加快推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联合发展、互利共赢,以发展混合所有制助推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国有企业要积极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要求,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实质性的引入民营资本的新鲜血液,或是积极与民营企业联姻发展,二者优势的结合将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从而推动国有大企业更快更好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可以加快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做优做强。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借助非公资本的积极加入,国有企业可以快速做大企业资产规模,从而增加企业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与竞争力。今后一段时期,国有企业应在国务院国资委四项改革试点单位成功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积极向非公资本开放,吸纳非公资本全面参与改革进程。在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不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当成国有企业刷包袱的挡箭牌,也应把优质领域与环节拿出来让非公资本参与。

民营企业也应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并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民营企业更快更好发展。在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中,由于缺乏改革实施细则,国有企业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也存在有措施失当之处,民营资本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多或少存在有一些顾虑。民营企业应当相信中央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心,消除对改革推进的各种疑虑,积极主动把握改革所带来的产业进入机会,以股权投资方式分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而不必过多地去争议控股权与话语权的问题。基于民营企业实力相对较弱的现实,民营资本可以采取组团方式,通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多个民营企业携手进入对资金规模要求比较大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民营企业在主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也应积极引入国有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以优势互补加快企业发展。

(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型已成定势。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

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加快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大企业。我国有28家服务业企业进入2014 世界500强,占中国内地上榜企业总数的30.43%。即使是包括没有申报世界500强的苏宁电器、大连万达、百联集团、大商集团4家企业,我国服务业企业也只有32家企业达到世界500强入围门槛;而同期美国有75家服务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其上榜企业数量的58.59%。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借助改革东风,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提高企业信息服务化水平,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式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做大做强我国服务企业,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大企业。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在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品牌效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前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步伐相对缓慢。2013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1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5%,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52.3%,首次占比过半。其中社会福利保障业、电气机械修理业、娱乐服务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68.63%、308.8%和117.42%。但同期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只有294.5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2.7%,远低于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未来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不断加强服务品牌建设,不断提升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走出去进程。

我国大企业尤其应高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兴现代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之后,后工业化的到来会推动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目前,我国制造业正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逐渐转型升级到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加。我国大企业应以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为契机,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加快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应按照制造业发展需要,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在降低制造成本的同时,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会沿着“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的路径进行演进,与医疗保健、娱乐等新兴现代生活服务业支出比重将迎来爆发期。健康服务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

(五)着力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中国跨国公司的培育不仅是中国大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集中体现。

着力提升领导力国际视野,培养和吸引国际化经营人才。充足的国际化人才储备是中国跨国公司培育和发展的关键。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储备。

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产业链分工地位和控制力。世界水平跨国公司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这类企业拥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重组各类资源的的强大能力。全球资源配置和重组的手段通常包括跨境贸易尤其是原材料采购和成品销售及相关服务、境外直接投资、契约式生产和服务(即生产和服务的外包)、金融活动与资本运营、人力资源流动与管理、技术垄断与转让、行业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公关和游说活动等。中国跨国公司要想成长为世界水平跨国公司,就要拥有一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这就要求要在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品牌营销、重要原材料的全球资源储备和开发生产、主要销售市场的渗透和把握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不断完善经营机制。中国跨国公司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应建立科学有效的国际化经营绩效考核机制及相应的人才晋升和流动制度,同时应理顺风险管理、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等制度和机制,推动管理规范化和监管常态化。

不断创新国际化经营模式。中国企业正进行快速的国际化发展,业务也逐步多元化,但中国大企业在集团管理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步伐。目前,国际经济不振,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许多国际企业集团处在困难时期。中国企业应该抓住当前的机遇期,尽快建立企业集团的科学管理模式,完成管理转型,实现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六)强化品牌建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大企业应强化品牌意识,加大品牌建设投入。企业品牌与形象溢价对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尽管我国内地自去年开始就已经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在2014世界500强前100名中已经有14家内地企业,但在世界知名品牌的培育上却无甚建树。2013福布斯全球品牌100强中无一中国品牌,全球最大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3年度全球最有价值品牌年度报告》中也没有中国品牌的身影。

大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基于其规模与能力,我国大企业应当在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企业的法定义务,而且会带来企业运营成本的增加,但它能对企业形象的提升做出积极贡献,进而对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产品价值的提升产生间接影响。当前情况下,我国大企业应将绿色发展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自觉减少碳排放,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以人为本,稳定和扩大就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员工提供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确保员工身心健康与安全;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打造信用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利益。合规经营是做企业的底线,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更高的要求;我国大企业要真正把合规经营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内化到企业核心价值观中并全力落实之。

适应经济新常态以新思路谋划新发展——2014中国大企业发展的问题和对策

■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

2014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连续第13年发布中国企业500强,连续第10年发布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并在此基础上连续第4年发布中国100大跨国公司。三个500强榜单包括了我国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共计1083家大企业;其中制造业企业500强和服务业企业500强分别有260家和157家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2014中国大企业

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大企业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继续取得积极进展,但长期以来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与国际一流大企业相比,某些问题甚至显得更为突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在新时期、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大企业应当密切关注如下主要问题。

(一)提质增效发展亟待破题

2014世界500强中,中国入围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强人意,与其榜单排名表现、数量地位相差甚远。中国内地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的快速扩张,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挤进了世界500强的榜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500强新进企业的最主要来源地。但中国入围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随着企业规模的做大而有所改善。2014世界500强的净利润增长了27%,但中国企业的净利润只增长了不到8%,利润增速显著落后于世界500强的整体水平。从利润率的角度看,2014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9.33%,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10%,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低于美国企业;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虽然高于日本(4.49%)、德国(2.45%)和法国(3.40%),但明显低于英国(10.20%)。2014世界500强利润率排名前5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只占10家,美国企业则有20家;在利润率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1家,而美国企业则有6家。2014世界500强最赚钱的50家企业中,有20家来自美国,来自中国的企业只有6家。虽然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相当于美国的71.88%,但却只实现了相当于美国企业营业收入的66.23%,而中国企业所实现的净利润则只相当于美国企业的37.51%;中国企业的营收能力与盈利能力均不如美国企业,尤其是盈利能力,更是显著落后于美国企业。中国上榜企业的亏损面明显大于美国企业,在发生亏损的49家2014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只有4家,中国企业却有16家;将近1/3的亏损企业来自中国。

中国企业500强的盈利能力再次与世界500强、美国500强拉开了距离。2014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2.4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64%,明显低于世界500强26.96%和美国500强31.69%的增速。受此影响,2014中国企业500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占世界500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美国500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相对占比分别从22.36%、42.00%下滑至20.08%、36.36%。尤其是与美国500强相比,中国大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强人意,中国企业500强以相当于同期美国500强3/4的营业收入,却只实现了相当于美国500强四成不到的净利润。在所有4个利润率指标上,中国企业500强均落后于世界500强与美国500强,中国大企业的盈利能力确实非常令人担忧。

(二)技术创新存在有明显不足

我国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大企业的科技创新贡献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14世界500强中92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只有1.16%,与上年相比甚至还下降了0.05个百分点。2014中国企业500强合计投入研发费用5934.6亿元,比去年增长7.36%,远低于同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1.25%,比上年下降0.02个百分点。与不重视创新投入相仿,我国企业参与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动力也显不足。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专利技术交易率只有5%,真正实现产业化则不足5%。在汤姆森路透评选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2011-2013年我国企业连续3年无一入选。2012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合约(PCT)的数量约为美国的1/3,且同族专利、交叉许可专利少,专利影响力低。我国大量企业以引进技术、组装生产为主,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高。在对未来发展具有关键、颠覆性影响的重大技术创新上,欧美国家的领先优势和我国的弱势地位形成鲜明对比。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对基础性、配套性产品重视不够,很多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依赖进口。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要依靠进口,使得这些行业沦为组装加工业,产品附加值较低。国产风电机组传动齿轮保修期仅2年,而国外产品寿命一般在20年以上,轴承和对接螺栓等全部从国外进口。高端机械装备主轴承平均寿命约300小时,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1%,且故障频发。薄弱的基础能力限制了我国先进制造业整机能力的提升。

(三)金融机构利润畸高

中国入围2014世界500强的92家内地企业中,利润率排在前10位的都是来自内地的银行;而在美国入围企业中排在盈利能力前20位的只有1家银行和3家其他类金融机构,日本入围企业中排在盈利能力前20位的也只有3家综合类金融机构,与中国相比存在有十分明显的反差。美国入围企业中,包括银行、保险与多元化金融在内的金融类机构的平均利润率是22.85%,其他实体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7.87%;日本入围企业中,金融类机构的平均利润率是9.12%,其他实体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3.93%;中国入围企业中,金融类机构的平均利润率是18.61%,其他实体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2.24%。中国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利润率的差异明显大于美国与日本,尤为突出的是,中国上榜企业中的金融机构的高利润率是在实体经济整体近乎微利的情况下实现,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反映了我国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就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利润率关系而言,美国的双高模式与日本的双低模式可能是适合的;类似于中国的金融偏高、实体严重偏低的模式,不利于金融为实体经济输血造血功能的实现。

(四)产业结构亟待优化

在世界500强中,传统产业虽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现代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信息科技产业上榜企业数量长期以来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产业高级化的成果已经在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产业结构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随着上榜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的产业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企业的数量有所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与美日等国相比,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道路依然还很漫长。在2014世界500强上榜企业行业分布中,中国企业明显占优势的行业分别是采矿与原油生产、金属产品、工程与建筑、能源、贸易,这些都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产业的低级形态;而在以财产与意外保险、人寿与健康保险、多元化金融与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服务领域,以计算机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IT领域,以航天与防务、电子电气设备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美国企业明显占据优势。

中国企业500强产业结构的低级形态特征更加突出。2104中国企业500强更多分布在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建筑业、一般有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煤炭采掘及采选业等传统的重化工特征显著的行业,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中的分布较少。在2014美国500强中,分布最多的是专业零售商,共有25家其他类的专业零售商进入了2014美国500强;公用事业企业数量23家,排在第二位;食品:消费产品、制药分别都有12家企业入围,并列居第九位。中国企业500强依然是重化工的大企业为主导,世界500强已经呈现出金融服务主导特征,美国500强则更多体现出消费与金融服务特征。

(五)国际经营能力仍处较低水平

我国大企业正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整合与利用国际资源,但整体国际经营能力仍处较低水平。2013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中,中国内地企业只有3家,平均跨国指数只有28.2%,远低于美国企业的平均值(53.4%)。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100大跨国公司排行榜中,中国内地企业也只有12家。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国指数,也一直都在14%左右。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这一增速低于去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据测算,2005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均值仅为3.3%。有效提高国际化经营收益,我国企业仍重而道远。

新常态下我国大企业

提质增效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意味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式增长变成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同时改革所伴随的风险压力加大。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提供了指南。

(一)适应新常态,以新思路谋划新发展

适应新常态,我国大企业首先应当做到遇降不惊、不乱。我国大企业要对经济增速下降有一定的容忍度,学会以平常心正确看待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是偶然性地跌破增长区间的下限。

面对经济增长新常态,我国大企业发展需要有新思路。我国大企业应主动调低对宏观经济增速的预期,放低自身增长目标,确立与宏观经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发展规划,避免因追求过高增长速度而进一步加大库存与产能过剩压力。我国大企业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经济成分如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加快发展具有战略价值和引领作用的产业板块;应尽快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技术优势取代低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与低环境成本优势,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价值,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我国大企业应重新审视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历程,不断优化公司治理,规范内部管理,确立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战略定位与运营模式,放弃长期以来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和营收增长的以量取胜策略,转而追求“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更多关注绿色环保、增长质量,实现企业提质增效与可持续发展。未来新增投资增速将持续放缓,兼并重组将成为企业扩张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企业应充分抓住当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带来的机会,以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加快推进跨国界、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做大做强做优企业,建立起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

(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国大企业应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传统工业化已经进入尾声之际,当前世界正在迎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和前沿方向已经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前沿技术发展也处在多点、多元、群发突破的创新密集期等。这些革命性突破将成为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和知识源泉,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世界主要国家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把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重要领域加强布局,努力保持科技前沿领先地位,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他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指出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我国大企业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中国大企业广受批评的一个原因是大而不强,关键症结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比如,目前我国高端芯片和通用芯片对外依存度超过95%,基础电路工艺落后发达国家约5年。

大企业要在技术创新和应用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应用与基础研究并重的技术研发体系;我国大企业应积极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我国大企业应在国家科技计划决策和立项论证阶段积极参与,牵头组织实施以产业化为目标的科研项目;我国大企业应转变观念,增加科研投入,主动根据主业发展方向确立科技创新发展路线。我国大企业应不断提高获取社会创新资源的能力,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尽快成长为技术创新和交易主体。

大企业应切实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今世界是以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和基本特征的信息社会,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今天大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因技术含量不高,一直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重点行业信息化程度逐步提升,但总体信息化的水平仍然不高。第一,我国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顺势而为,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为抓手,大力推动传统工业向智能工业转型。第二,要以智能技术开发为动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着力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第三,要主动适应生产方式变革,围绕提升产品附加值,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

此外,要推动我国大企业以技术与产品创新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发展,必须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包括进一步研究落实财政、投资、金融等政策,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社会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局面,支持大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和产学研合作;健全由大企业牵头实施应用性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加强对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创新能力建设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将自主技术装备和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范围;引导大企业完善技术创新考核与激励机制,加强大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大企业创新文化建设。

(三)积极实践混合所有制改革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是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我国大企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实践表明,产权多元化改造,以及由此推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是十多年来支撑我国大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率先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也表明,加快推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联合发展、互利共赢,以发展混合所有制助推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国有企业要积极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要求,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实质性的引入民营资本的新鲜血液,或是积极与民营企业联姻发展,二者优势的结合将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从而推动国有大企业更快更好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可以加快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做优做强。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借助非公资本的积极加入,国有企业可以快速做大企业资产规模,从而增加企业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与竞争力。今后一段时期,国有企业应在国务院国资委四项改革试点单位成功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积极向非公资本开放,吸纳非公资本全面参与改革进程。在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不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当成国有企业刷包袱的挡箭牌,也应把优质领域与环节拿出来让非公资本参与。

民营企业也应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并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民营企业更快更好发展。在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中,由于缺乏改革实施细则,国有企业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也存在有措施失当之处,民营资本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多或少存在有一些顾虑。民营企业应当相信中央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心,消除对改革推进的各种疑虑,积极主动把握改革所带来的产业进入机会,以股权投资方式分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而不必过多地去争议控股权与话语权的问题。基于民营企业实力相对较弱的现实,民营资本可以采取组团方式,通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多个民营企业携手进入对资金规模要求比较大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民营企业在主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也应积极引入国有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以优势互补加快企业发展。

(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型已成定势。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

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加快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大企业。我国有28家服务业企业进入2014 世界500强,占中国内地上榜企业总数的30.43%。即使是包括没有申报世界500强的苏宁电器、大连万达、百联集团、大商集团4家企业,我国服务业企业也只有32家企业达到世界500强入围门槛;而同期美国有75家服务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其上榜企业数量的58.59%。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借助改革东风,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提高企业信息服务化水平,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式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做大做强我国服务企业,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大企业。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在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品牌效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前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步伐相对缓慢。2013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1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5%,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52.3%,首次占比过半。其中社会福利保障业、电气机械修理业、娱乐服务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68.63%、308.8%和117.42%。但同期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只有294.5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2.7%,远低于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未来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应不断加强服务品牌建设,不断提升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走出去进程。

我国大企业尤其应高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兴现代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之后,后工业化的到来会推动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目前,我国制造业正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逐渐转型升级到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加。我国大企业应以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为契机,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加快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应按照制造业发展需要,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在降低制造成本的同时,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会沿着“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的路径进行演进,与医疗保健、娱乐等新兴现代生活服务业支出比重将迎来爆发期。健康服务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

(五)着力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中国跨国公司的培育不仅是中国大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集中体现。

着力提升领导力国际视野,培养和吸引国际化经营人才。充足的国际化人才储备是中国跨国公司培育和发展的关键。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储备。

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产业链分工地位和控制力。世界水平跨国公司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这类企业拥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重组各类资源的的强大能力。全球资源配置和重组的手段通常包括跨境贸易尤其是原材料采购和成品销售及相关服务、境外直接投资、契约式生产和服务(即生产和服务的外包)、金融活动与资本运营、人力资源流动与管理、技术垄断与转让、行业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公关和游说活动等。中国跨国公司要想成长为世界水平跨国公司,就要拥有一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这就要求要在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品牌营销、重要原材料的全球资源储备和开发生产、主要销售市场的渗透和把握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不断完善经营机制。中国跨国公司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应建立科学有效的国际化经营绩效考核机制及相应的人才晋升和流动制度,同时应理顺风险管理、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等制度和机制,推动管理规范化和监管常态化。

不断创新国际化经营模式。中国企业正进行快速的国际化发展,业务也逐步多元化,但中国大企业在集团管理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步伐。目前,国际经济不振,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许多国际企业集团处在困难时期。中国企业应该抓住当前的机遇期,尽快建立企业集团的科学管理模式,完成管理转型,实现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六)强化品牌建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大企业应强化品牌意识,加大品牌建设投入。企业品牌与形象溢价对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尽管我国内地自去年开始就已经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在2014世界500强前100名中已经有14家内地企业,但在世界知名品牌的培育上却无甚建树。2013福布斯全球品牌100强中无一中国品牌,全球最大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3年度全球最有价值品牌年度报告》中也没有中国品牌的身影。

大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基于其规模与能力,我国大企业应当在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企业的法定义务,而且会带来企业运营成本的增加,但它能对企业形象的提升做出积极贡献,进而对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产品价值的提升产生间接影响。当前情况下,我国大企业应将绿色发展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自觉减少碳排放,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以人为本,稳定和扩大就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员工提供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确保员工身心健康与安全;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打造信用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利益。合规经营是做企业的底线,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更高的要求;我国大企业要真正把合规经营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内化到企业核心价值观中并全力落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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