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系统历史观导论(二)

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系统历史观导论(二)

来源:考试吧(Exam8.com) 2006-4-1 16:49: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模拟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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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问生产力的本质

马克思当时未能准确定义生产力概念,不只是马克思的过错,而且是历史的局限。用恩格斯的话说:“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79]既然是整理材料的科学,那么用分析客观实在性中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的方法,用物理学和化学的等已有的精密自然科学中的一般原理或规律来解释所研究的客体,以便简化、缩小实在的多样性、复杂性的方法,则是一切科学都必备的,所以,那时使用的还原论方法在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中是有效的。但是,还原论方法不能解决:“(1)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或者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2)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我们认为可归诸动物的那些主观意识经验还原为生物学,以及假如对问题(1)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能否再把它们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3)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自我意识和人类心灵的创造性还原为动物的经验,以及假如对问题(1)与(2)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们能否再把它们又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80]所以,那个时代的还原论方法是不可能认识系统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复杂性的。

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是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查尔斯·莫里斯的哲学讨论会上才第一次提出,但由于那时理论在生物学中声名不振,他也害怕象大数学家高斯说过的“低能儿的叫喊”,把草稿锁进了抽屉,战后才第一次用“一般系统论”这个题目公开发表[81],直到1968年《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的发表才标志着系统论的诞生。所以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要么是忽视“关系”研究的原子论观念,要么是忽视所涉及系统的特性的观念,如常有还原论企图的“社会物理学”[82],因此,社会科学中像生产力、生产方式这样的概念的本质,在当时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一般系统论之所以“一般”,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遇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在差异很大的一些领域里,都独立地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和概念。”[83]“在不同领域,在相互独立的和基本上没有任何业务知识联系的研究领域里,一般认识原理平行发展的现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84]“许多领域正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着走向一般化理论的趋势。”[85]“因此,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者它的子级模型、原理和定律,这些模型、原理和定律与系统的特殊类型、组成系统的要素的性质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无关。寻找一种不是具有不同程度特殊性的系统的理论,而是一般地适用于系统的普遍原理,看来是合理的。”[86]所以说,系统观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原理和研究方法。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生产力的准确含义,才能理解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建立在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基础之上。生产力,这个十九世纪初就出现的概念,它的含义到底是指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为了认识整体,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还需要了解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要研究细胞中各种酶的相互影响,各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心理过程的相互影响,要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态特性,等等”[87]。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事物,应该把事物作为整体看待、作为由内部要素和结构作用下涌现出的与各组成部分不同功能的系统看待,这个系统的性状与功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由它的元素,特别是由它的结构所决定。因此,系统的一定的结构是它的一定性状与功能的内在基础,而系统的一定的性状与功能是它的一定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我们要从系统的内部要素和要素的结构两方面出发,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

早在1995年李丽在《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88]一文中就用结构和功能的系统观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但作者没有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正确关系。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生产力应该是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对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它是由社会系统内部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教育、文化等多种要素,加上组织、管理、分工协作等结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首先取决于它的每个构成要素的性质和作用,每个要素的这种“元功能”都对生产力整体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没有要素的“元功能”,就没有生产力的整体功能。马克思看到了要素的“元功能”对生产力的作用,所以就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生产条件称之为生产力,也就是说把生产力要素的“元功能”等同于生产力的整体功能,这是错误的;其次这种能力取决于要素的数量,任何一个系统的结构,都有一定的元素的量的上限和下限,超过一定的数量界限,结构就变得不稳定,就会发生从一种结构转变到另一种结构的现象。各个要素的“元功能”的机械和构成系统的“本功能”,生产力的稳定性与社会系统的“本功能”有关;最后这种能力取决于构成要素的组织结构,系统的结构一旦形成,就对组成的要素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决定、支配或影响组成要素的行为、状况和历史,使得其组成要素的行为与孤立状态下的行为或在其他结构中的行为大不一样,这就是系统的“构功能”,“构功能”可大于“本功能”,也可能小于“本功能”。因此,人类社会生产力既取决于要素,又取决于结构,是要素的“本功能”与结构的“构功能”的综合[89],这才是生产力的真正本质。

在生产力与其内部要素和结构的关系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力的各要素及其组成结构决定着生产力的大小和性质的决定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如果系统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就不能保持结构上的稳定性,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加强或破坏系统本身的结构。马克思只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看作是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不但使他认识不到生产力的本质,而且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关系,特别是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错误结论。

我们现在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是不是曲解了马克思呢?没有。马克思本人的原着中就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内容: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90]

这里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这句话中,既包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含义,同时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说: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91]

这段话中说生产力也“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92]

这段话中“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是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含义。

这一点也得到现代部分学者的认同,比如赵放说:

“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的看重,并未否定或贬低生产关系在某些历史时期或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同时强调了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可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相应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很必要了。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十分普遍,自然就会得出“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推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三种联系方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两者相互影响和互动。”[93]

六、唯物史观的合理性?

上面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了生产力的本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现在我们再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

唯物史观最经典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4]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段话中不合理的地方。按照马克思的这段话,整个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力必须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形成一个结合体即生产方式,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起点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95]即按照“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96]这样的循序进行,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处在经常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那么,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只能来自生产力内部,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97]这段话说明劳动生产力来源于内部包括社会分工在内的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内部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不会发展变化的。次页还说:“……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按相同的比例增加。”[98]

既然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内部的结构和要素的共同作用的功能,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来源于生产力内部,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那么,生产力又怎可能与给自己力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呢?是要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吗?这是不可能的,“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99],这时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可能再与随自己同时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发展矛盾,而只能与它发展之前未变化的旧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这段推理的前提是生产力离不开生产关系,然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然后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事实上生产力要发展又离不开生产关系,不可能不需要生产关系而独立向前发展,把生产关系抛在后面,然后再与生产关系形成不适应、形成矛盾,——唯物史观的不合理性终于暴露出来了。

该矛盾的关键是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或革命性来源于何处,不管是生产工具的革新还是劳动对象的改变都少不了人的思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思维的主观能动性,而思维的开拓创新也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的主客观因素制约的,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或环境就是他所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参与下才有生产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实质是包含这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新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与包含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旧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发生矛盾。所以说生产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融和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它就不可能再与给它自己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唯物史观中的矛盾的实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除了人们不理解生产力的本质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常识现象遮住了人们的理智。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提高“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总是从采用新的发明创造、技术设备或生产工具开始。随着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具的使用,人们就会改变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着这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了,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0]

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不是总是滞后、在生产力发展变化之后跟着应变呢?事实上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同步的,它们之间的变化是同时的,没有生产关系的同时变化,也就没有生产力的变化。“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和生产关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孤零零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任何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形成新生产力;同时,新产生的生产力要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还必须同时形成一种新生产关系,否则,它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就不会在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面前显示力量,所以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同新的生产力同时产生。例如,从单个技术发明到单个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来看,好像是先有单个技术发明,然后应用到工厂里,接着工厂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但事实上,任何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下产生,与该技术发明创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产关系也同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因此,任何技术发明,在灵感产生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与它相适应的协作管理等实际的应用,这些协作和管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实践中无应用价值的发明就不是发明创新,而有些发明创新就是在运用的推动下产生的,所以,创新的灵感与它的运用同时产生。发明创新变成现实后,它还只是一部机器、一种革新方法,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它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运用到实践中时,才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成果(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由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中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以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一个同时的过程,两者都是社会实践的要求和推动。不能把技术发明创新与应用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分开,技术发明之前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技术发明之后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整个变革的过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整个变革过程的实质是以新的技术发明为核心的新生产秩序取代旧的生产秩序的过程。这一点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同:

“但是,正象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101]

这段话中的“生产方式”,传统的解释都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102],而事实上,这里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就是它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造成这种曲解的原因是由于不理解“生产力”的实质引起。

这样分析之后,就明白“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的真正内涵了,也就理解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那一段经典论述了,马克思实际上描述的是两种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问题,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由适应到不相适应再发展到矛盾冲突的问题。然而正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这一常识和假象,使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结论,把唯物史观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它们之间是反作用与决定作用的关系,不是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所以生产力要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就像影子要****人一样,是不可能的。至于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那只是这种生产秩序的深化罢了,从协同学的角度看,就是序参量“支配”和“役使”要素或子系统的过程[103],即要求非本生产秩序的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都要纳入本生产秩序之内,抑制其他生产秩序的发展,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利益的调整过程。当然,这种支配和役使有多种方式和形式,甚至还可能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和冲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而整个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往往掩盖着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是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而忽视中间推理过程产生的矛盾,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

七、物史观的难题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滞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错位,这样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现象越严重,它们之间的错位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两者越相适应,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预设了社会革命总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最高最早、与生产关系的错位现象最严重、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然而,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不是在奴隶制水平最早的古埃及,而是在后来的中国和欧洲。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在奴隶制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世界上最强大、历史最悠久、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比中国落后好几百年的西欧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资本主义最发达、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和北美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沙俄以及后来的中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是一个规律。新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是该生产方式最稳定的时候。新社会的出现往往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出现。这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

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不能解释传统生产方式的稳定性。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生产力应该要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应该要发展到与旧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产生错位,导致旧生产关系崩溃和瓦解等不稳定性。然而,一些传统的生产习惯和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和“量变”了那么长时间,却总是根深蒂固,没有达到质变和飞跃的阶段,也就是说没有发展到与它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时候,反而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趋势呢?,它们的生产力不向前发展、停滞了吗?或从另一方面看,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力水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不能取代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如它的其他生产方式而一统天下呢?难道它的生产力不发达么?这是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无法解释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不适者也能生存:专门化,创造一个合适的生态环境。”[104]

八、新历史观的意义

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由一定的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构成。社会要素由劳动者、工具、对象、原料、信息和能量等多种成分或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在协同学上称之为序参量,在社会历史中就是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支配和役使社会要素,迫使它们纳入其内,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不同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和竞争的关系,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 (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

这种系统历史观对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种社会之间的更替的现象,特别是解释社会的更替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时候,并可以解释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几种社会秩序之间竞争现象。

既然社会生产力是由要素和结构决定,有一种意见认为:人为地创造一个高级的结构可不可以提高生产力呢?比如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一大二公、公社化这种先进的社会秩序是不是可以提高生产力呢?如果不是,那么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还是由生产力决定吗?我们认为公社化时期的生产力遭到破坏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我们承认公有制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秩序,但是,任何社会秩序要与要素的元功能相适应,与元功能不相适应的结构不会产生好的构功能即生产力。所以,公社化的失败,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失败,而是由要素与结构不相适应而导致的失败。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强调生产力是由社会秩序和要素决定,是不是恢复“四人帮”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四人帮”在台上时,批判“唯生产力论”,暗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的观点[105],提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106]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107]“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先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然后才有“离不开”这种“改革”即依赖于这种“改革”的生产力的发展。按照这种说法,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改革”,一不“改革”,生产力就不发展了。你想发展生产力吗?那你就一刻不停地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吧!”[108]他们鼓吹的一切反马克思的谬论的实质“就是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109]目的是“把我们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他们建立法西斯王朝的最大障碍,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要对这些人“能********,不能****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换上他们的死党、亲信以及他们培养起来的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其实,在他们实行所谓“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对许多革命干部下毒手了。”[11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然而,目前却到了改革的关键时期。为什么?通过抓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只是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而真正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的结构和体制。所以,2005年3月14日,******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说到底是结构性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和体制问题。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时间。”这是多么深刻啊!

中华民族要复兴,理论思维要先行。中央一再强调要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不无道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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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光运:《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时代》[J],《开放时代》,2001年第6期。

、崔永和:《生产力的文化底蕴探析——兼论社会人文科学的生产力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96 年第5期。

、巨乃岐/刘冠军:《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2003年第1期。

、席成孝/张康军:《生产力若干问题评述》[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鲁品越:《知识经济时代与生产力理论的重构》[J],《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9期。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6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58-3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4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3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80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1-2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53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1-26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0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6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1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6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2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4-15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6-25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61-6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072,第32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5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8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8页。

[67]、《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1981-1982[Z],第106页,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86-28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9页。

[72]、林剑:《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

[73]、赵家详、李清昆、李士坤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28-131页。

[7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2-283页。

[7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1页的注释。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9-60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9页。

[7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20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1页。

[80]、[英]波普尔:《生物哲学研究》英文版,[M],1974。转引自刘大椿着《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2页。

[81]、[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83-84页。

[82]、[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86页。

[83]、[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8页。

[84]、[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5]、[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6]、[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30页。

[87]、[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发展》[M],黄金南译,《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1年增刊,转引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119页。

[88]、李丽:《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J],《枣庄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89]、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四版,第231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0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5-156页。

[93]、赵放:《论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2-83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08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7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8页。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3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44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6-247页。

[102]、例如:由王正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生产方式的其他用法”一节中,认为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用法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编者把本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编在这一用法下(参见该书第501页)。另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说》(五院校联合编写组编)第77页,就是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来解释恩格斯的这段话。该《解说》说:“……同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也完全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经验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有一天要成为新的生产力的桎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可见,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的矛盾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

[103]、[联邦德国]H·哈肯着:《协同学》[J],任尚芬译、方俊鑫校,《自然杂志》1978年第4期,参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214页。

[104]、[联邦德国]H·哈肯着:《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戴鸣钟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八章,第72-79页。

[105]、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9页。

[106]、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J],《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

[107]、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N],《人民日报》,1976年5月31日。

[108]、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8-9页。

[109]、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79页。

[110]、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64-265页。

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系统历史观导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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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问生产力的本质

马克思当时未能准确定义生产力概念,不只是马克思的过错,而且是历史的局限。用恩格斯的话说:“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79]既然是整理材料的科学,那么用分析客观实在性中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的方法,用物理学和化学的等已有的精密自然科学中的一般原理或规律来解释所研究的客体,以便简化、缩小实在的多样性、复杂性的方法,则是一切科学都必备的,所以,那时使用的还原论方法在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中是有效的。但是,还原论方法不能解决:“(1)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或者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2)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我们认为可归诸动物的那些主观意识经验还原为生物学,以及假如对问题(1)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能否再把它们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3)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自我意识和人类心灵的创造性还原为动物的经验,以及假如对问题(1)与(2)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们能否再把它们又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80]所以,那个时代的还原论方法是不可能认识系统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复杂性的。

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是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查尔斯·莫里斯的哲学讨论会上才第一次提出,但由于那时理论在生物学中声名不振,他也害怕象大数学家高斯说过的“低能儿的叫喊”,把草稿锁进了抽屉,战后才第一次用“一般系统论”这个题目公开发表[81],直到1968年《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的发表才标志着系统论的诞生。所以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要么是忽视“关系”研究的原子论观念,要么是忽视所涉及系统的特性的观念,如常有还原论企图的“社会物理学”[82],因此,社会科学中像生产力、生产方式这样的概念的本质,在当时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一般系统论之所以“一般”,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遇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在差异很大的一些领域里,都独立地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和概念。”[83]“在不同领域,在相互独立的和基本上没有任何业务知识联系的研究领域里,一般认识原理平行发展的现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84]“许多领域正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着走向一般化理论的趋势。”[85]“因此,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者它的子级模型、原理和定律,这些模型、原理和定律与系统的特殊类型、组成系统的要素的性质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无关。寻找一种不是具有不同程度特殊性的系统的理论,而是一般地适用于系统的普遍原理,看来是合理的。”[86]所以说,系统观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原理和研究方法。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生产力的准确含义,才能理解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建立在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基础之上。生产力,这个十九世纪初就出现的概念,它的含义到底是指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为了认识整体,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还需要了解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要研究细胞中各种酶的相互影响,各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心理过程的相互影响,要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态特性,等等”[87]。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事物,应该把事物作为整体看待、作为由内部要素和结构作用下涌现出的与各组成部分不同功能的系统看待,这个系统的性状与功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由它的元素,特别是由它的结构所决定。因此,系统的一定的结构是它的一定性状与功能的内在基础,而系统的一定的性状与功能是它的一定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我们要从系统的内部要素和要素的结构两方面出发,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

早在1995年李丽在《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88]一文中就用结构和功能的系统观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但作者没有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正确关系。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生产力应该是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对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它是由社会系统内部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教育、文化等多种要素,加上组织、管理、分工协作等结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首先取决于它的每个构成要素的性质和作用,每个要素的这种“元功能”都对生产力整体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没有要素的“元功能”,就没有生产力的整体功能。马克思看到了要素的“元功能”对生产力的作用,所以就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生产条件称之为生产力,也就是说把生产力要素的“元功能”等同于生产力的整体功能,这是错误的;其次这种能力取决于要素的数量,任何一个系统的结构,都有一定的元素的量的上限和下限,超过一定的数量界限,结构就变得不稳定,就会发生从一种结构转变到另一种结构的现象。各个要素的“元功能”的机械和构成系统的“本功能”,生产力的稳定性与社会系统的“本功能”有关;最后这种能力取决于构成要素的组织结构,系统的结构一旦形成,就对组成的要素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决定、支配或影响组成要素的行为、状况和历史,使得其组成要素的行为与孤立状态下的行为或在其他结构中的行为大不一样,这就是系统的“构功能”,“构功能”可大于“本功能”,也可能小于“本功能”。因此,人类社会生产力既取决于要素,又取决于结构,是要素的“本功能”与结构的“构功能”的综合[89],这才是生产力的真正本质。

在生产力与其内部要素和结构的关系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力的各要素及其组成结构决定着生产力的大小和性质的决定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如果系统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就不能保持结构上的稳定性,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加强或破坏系统本身的结构。马克思只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看作是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不但使他认识不到生产力的本质,而且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关系,特别是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错误结论。

我们现在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是不是曲解了马克思呢?没有。马克思本人的原着中就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内容: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90]

这里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这句话中,既包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含义,同时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说: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91]

这段话中说生产力也“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92]

这段话中“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是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含义。

这一点也得到现代部分学者的认同,比如赵放说:

“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的看重,并未否定或贬低生产关系在某些历史时期或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同时强调了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可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相应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很必要了。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十分普遍,自然就会得出“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推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三种联系方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两者相互影响和互动。”[93]

六、唯物史观的合理性?

上面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了生产力的本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现在我们再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

唯物史观最经典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4]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段话中不合理的地方。按照马克思的这段话,整个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力必须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形成一个结合体即生产方式,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起点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95]即按照“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96]这样的循序进行,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处在经常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那么,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只能来自生产力内部,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97]这段话说明劳动生产力来源于内部包括社会分工在内的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内部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不会发展变化的。次页还说:“……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按相同的比例增加。”[98]

既然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内部的结构和要素的共同作用的功能,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来源于生产力内部,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那么,生产力又怎可能与给自己力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呢?是要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吗?这是不可能的,“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99],这时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可能再与随自己同时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发展矛盾,而只能与它发展之前未变化的旧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这段推理的前提是生产力离不开生产关系,然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然后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事实上生产力要发展又离不开生产关系,不可能不需要生产关系而独立向前发展,把生产关系抛在后面,然后再与生产关系形成不适应、形成矛盾,——唯物史观的不合理性终于暴露出来了。

该矛盾的关键是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或革命性来源于何处,不管是生产工具的革新还是劳动对象的改变都少不了人的思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思维的主观能动性,而思维的开拓创新也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的主客观因素制约的,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或环境就是他所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参与下才有生产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实质是包含这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新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与包含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旧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发生矛盾。所以说生产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融和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它就不可能再与给它自己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唯物史观中的矛盾的实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除了人们不理解生产力的本质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常识现象遮住了人们的理智。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提高“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总是从采用新的发明创造、技术设备或生产工具开始。随着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具的使用,人们就会改变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着这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了,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0]

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不是总是滞后、在生产力发展变化之后跟着应变呢?事实上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同步的,它们之间的变化是同时的,没有生产关系的同时变化,也就没有生产力的变化。“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和生产关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孤零零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任何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形成新生产力;同时,新产生的生产力要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还必须同时形成一种新生产关系,否则,它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就不会在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面前显示力量,所以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同新的生产力同时产生。例如,从单个技术发明到单个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来看,好像是先有单个技术发明,然后应用到工厂里,接着工厂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但事实上,任何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下产生,与该技术发明创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产关系也同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因此,任何技术发明,在灵感产生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与它相适应的协作管理等实际的应用,这些协作和管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实践中无应用价值的发明就不是发明创新,而有些发明创新就是在运用的推动下产生的,所以,创新的灵感与它的运用同时产生。发明创新变成现实后,它还只是一部机器、一种革新方法,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它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运用到实践中时,才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成果(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由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中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以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一个同时的过程,两者都是社会实践的要求和推动。不能把技术发明创新与应用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分开,技术发明之前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技术发明之后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整个变革的过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整个变革过程的实质是以新的技术发明为核心的新生产秩序取代旧的生产秩序的过程。这一点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同:

“但是,正象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101]

这段话中的“生产方式”,传统的解释都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102],而事实上,这里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就是它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造成这种曲解的原因是由于不理解“生产力”的实质引起。

这样分析之后,就明白“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的真正内涵了,也就理解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那一段经典论述了,马克思实际上描述的是两种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问题,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由适应到不相适应再发展到矛盾冲突的问题。然而正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这一常识和假象,使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结论,把唯物史观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它们之间是反作用与决定作用的关系,不是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所以生产力要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就像影子要****人一样,是不可能的。至于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那只是这种生产秩序的深化罢了,从协同学的角度看,就是序参量“支配”和“役使”要素或子系统的过程[103],即要求非本生产秩序的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都要纳入本生产秩序之内,抑制其他生产秩序的发展,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利益的调整过程。当然,这种支配和役使有多种方式和形式,甚至还可能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和冲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而整个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往往掩盖着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是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而忽视中间推理过程产生的矛盾,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

七、物史观的难题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滞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错位,这样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现象越严重,它们之间的错位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两者越相适应,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预设了社会革命总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最高最早、与生产关系的错位现象最严重、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然而,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不是在奴隶制水平最早的古埃及,而是在后来的中国和欧洲。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在奴隶制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世界上最强大、历史最悠久、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比中国落后好几百年的西欧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资本主义最发达、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和北美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沙俄以及后来的中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是一个规律。新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是该生产方式最稳定的时候。新社会的出现往往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出现。这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

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不能解释传统生产方式的稳定性。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生产力应该要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应该要发展到与旧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产生错位,导致旧生产关系崩溃和瓦解等不稳定性。然而,一些传统的生产习惯和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和“量变”了那么长时间,却总是根深蒂固,没有达到质变和飞跃的阶段,也就是说没有发展到与它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时候,反而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趋势呢?,它们的生产力不向前发展、停滞了吗?或从另一方面看,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力水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不能取代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如它的其他生产方式而一统天下呢?难道它的生产力不发达么?这是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无法解释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不适者也能生存:专门化,创造一个合适的生态环境。”[104]

八、新历史观的意义

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由一定的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构成。社会要素由劳动者、工具、对象、原料、信息和能量等多种成分或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在协同学上称之为序参量,在社会历史中就是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支配和役使社会要素,迫使它们纳入其内,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不同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和竞争的关系,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 (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

这种系统历史观对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种社会之间的更替的现象,特别是解释社会的更替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时候,并可以解释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几种社会秩序之间竞争现象。

既然社会生产力是由要素和结构决定,有一种意见认为:人为地创造一个高级的结构可不可以提高生产力呢?比如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一大二公、公社化这种先进的社会秩序是不是可以提高生产力呢?如果不是,那么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还是由生产力决定吗?我们认为公社化时期的生产力遭到破坏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我们承认公有制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秩序,但是,任何社会秩序要与要素的元功能相适应,与元功能不相适应的结构不会产生好的构功能即生产力。所以,公社化的失败,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失败,而是由要素与结构不相适应而导致的失败。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强调生产力是由社会秩序和要素决定,是不是恢复“四人帮”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四人帮”在台上时,批判“唯生产力论”,暗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的观点[105],提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106]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107]“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先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然后才有“离不开”这种“改革”即依赖于这种“改革”的生产力的发展。按照这种说法,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改革”,一不“改革”,生产力就不发展了。你想发展生产力吗?那你就一刻不停地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吧!”[108]他们鼓吹的一切反马克思的谬论的实质“就是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109]目的是“把我们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他们建立法西斯王朝的最大障碍,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要对这些人“能********,不能****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换上他们的死党、亲信以及他们培养起来的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其实,在他们实行所谓“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对许多革命干部下毒手了。”[11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然而,目前却到了改革的关键时期。为什么?通过抓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只是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而真正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的结构和体制。所以,2005年3月14日,******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说到底是结构性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和体制问题。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时间。”这是多么深刻啊!

中华民族要复兴,理论思维要先行。中央一再强调要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不无道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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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光运:《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时代》[J],《开放时代》,2001年第6期。

、崔永和:《生产力的文化底蕴探析——兼论社会人文科学的生产力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96 年第5期。

、巨乃岐/刘冠军:《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2003年第1期。

、席成孝/张康军:《生产力若干问题评述》[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鲁品越:《知识经济时代与生产力理论的重构》[J],《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9期。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6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58-3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4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3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80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1-2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53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1-26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0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6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1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6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2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4-15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6-25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61-6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072,第32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5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8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8页。

[67]、《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1981-1982[Z],第106页,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86-28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9页。

[72]、林剑:《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

[73]、赵家详、李清昆、李士坤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28-131页。

[7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2-283页。

[7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1页的注释。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9-60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9页。

[7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20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1页。

[80]、[英]波普尔:《生物哲学研究》英文版,[M],1974。转引自刘大椿着《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2页。

[81]、[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83-84页。

[82]、[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86页。

[83]、[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8页。

[84]、[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5]、[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6]、[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30页。

[87]、[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发展》[M],黄金南译,《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1年增刊,转引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119页。

[88]、李丽:《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J],《枣庄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89]、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四版,第231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0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5-156页。

[93]、赵放:《论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2-83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08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7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8页。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3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44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6-247页。

[102]、例如:由王正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生产方式的其他用法”一节中,认为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用法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编者把本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编在这一用法下(参见该书第501页)。另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说》(五院校联合编写组编)第77页,就是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来解释恩格斯的这段话。该《解说》说:“……同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也完全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经验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有一天要成为新的生产力的桎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可见,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的矛盾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

[103]、[联邦德国]H·哈肯着:《协同学》[J],任尚芬译、方俊鑫校,《自然杂志》1978年第4期,参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214页。

[104]、[联邦德国]H·哈肯着:《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戴鸣钟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八章,第72-79页。

[105]、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9页。

[106]、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J],《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

[107]、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N],《人民日报》,1976年5月31日。

[108]、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8-9页。

[109]、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79页。

[110]、林子力、有林着:《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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