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附属物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尤其大企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从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我国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到2009年我国内地已经有34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同前几年的情况相比，中国内地入围企业的数量和营业收入比重均出现明显上升,并且首次超越了英国企业在世界500强的比重，而且与法国、德国的距离已大为减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大幅提高。
在看到我国大企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大企业所经历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从企业内部成长看，我国许多大企业也或多或少出现了“大企业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知名企业在规模扩大过程中无法克服“大企业病”对企业进一步成长的羁绊而止步不前。另一方面从企业的外部对比看，尽管我国已经有一批企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但并不能绝对说明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是世界最强，相反，部分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都与同行业国际巨头还存在较大差距。可以说，差距很明显，问题很突出。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有些问题还更加暴露出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大企业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并为它们进一步做强做大做久提供对策，对我国企业与经济的转型及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步入高成本时代
近年来，随着大企业的高速成长，其经营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经营成本的上升。众所周知，我国工业长期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低劳动力成本和诸多要素低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工业企业的工资年增幅在10%左右，而净利增幅却高达30%左右，这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某种程度上是靠挤压劳动力成本获得的。这种情况在经济起步期为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工业一直以来享受的“低成本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税的提高以及各种资源、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等因素都一再推高了生产经营成本。
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已经不再是生产成本最低的制造业基地了。美国全球企业顾问公司Alix Partners跟踪调查过去3年里各国劳动力成本、汇率、交通以及原材料成本的变化，将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成本进行了对比。它的报告显示，各种成本的巨大变化已经让中国跌下榜首，如今是墨西哥第一，印度第二，中国落到第三。报告援引Alix Partners一名高管的话说，从前，选择在中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外包可以节省30%以上的成本，“但现在这一状况已不再”。最近跨国企业纷纷采取“中国＋1”或“中国＋2”战略，在东南亚新兴市场投资建厂，进行多元发展。中国已不再是制造业投资的唯一圣地。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已经出现企业（包括一些规模以上的企业）外迁现象。《印度经济时报》指出，失去“全球生产成本最低国地位”，对中国应战金融危机而言是一大打击。高成本时代已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说明中国工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已全面改变。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企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着手“另辟蹊径”。
（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亟待提升
在欣喜于大企业成长的同时，必须指出，进入中国企业500强的许多大企业事实上仍然是“大”而不“强”，其“爆炸式”发展更多地是受益于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水涨船高”式成长，绝大部分企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企业自身内在的成长能力并未同步提升，缺少核心竞争能力，企业抗击外界扰动的能力还较弱。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少数几个行业都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局面，包括铁路运输业、民航运输业、电力生产业；其中铁路业共有16家铁路局进入2009中国企业500强，却有12家亏损，行业亏损额达到193亿元；民航业有6家企业进入500强，却仅有海航和深圳航空两家企业盈利，行业亏损额达到145亿元；电力生产业有10家企业进入500强，前五大发电企业全部亏损，行业亏损额达到240亿元。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钢铁工业在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的半年间也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此外，一些2008中国500强企业也跌出2009年排行榜，一些国内知名企业出现亏损局面。因此，我国大企业成长目前还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发展速度越高越景气，一旦遇到外部干扰，业绩水平特别是利润就会明显下滑。因而，我国大企业应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能力还需要加强，尤其大型国有企业应该加强“自生
能力”建设，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原则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2009年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大而不强制约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考虑到宏观经济至少最近几年难以再现5年前的快速发展局面，未来如何保持高速增长对我国企业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部分国有企业市场化发育程度不高
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我国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一些企业从诞生、成长到壮大，都没有经过严酷的市场竞争考验，直接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开拓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部分国有大型企业主要是由行政力量直接推动产生，重组效果有待观察；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成为国家产业政策和“潮流”，地方政府尤其有热情推进本行政区域的同类企业合并重组，一些“人造大企业”快速诞生。这一过程中，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发挥了作用，同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阻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的情况。这些企业有一个特点：没有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的合并重组不一定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其并购效果至少需要少则2年、多则5-10年的中长期观察。（2）部分企业继续依靠开发或经营垄断性资源生存。这些企业缺少面对市场竞争的动机和能力。（3）少数行业仍然“政企合一”，经营效率低下，如铁路运输业在2008年出现了75%企业亏损的全行业亏损局面，而同样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全世界有三家铁路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且全部实现盈利。（4）许多国有大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模糊，治理结构复杂，还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真正依靠市场竞争成长为大企业的企业不多。
（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未形成共生的竞合关系
大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可能存在产品结构、质量结构、价格结构等方面的差别；另一方面，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一个行业内应该是大中小企业并存、共生的产业组织结构。
当前我国许多大企业还没有与中小企业形成互利共生的竞合关系。以钢铁企业为例，我国钢铁工业中存在规模庞大的大企业，也存在上千家规模不等的中小企业，前者主要是国有企业，后者主要是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约束，我国大小钢铁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反而在铁矿石进口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铁矿石进
口资质的国有大钢铁企业向没有进口资质的中小企业高价“倒卖”铁矿石并从中获取暴利的关系。利益的不一致使得我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不能集中力量，更由于谈判代表由于不能代表所有钢铁企业利益而出现中小企业的所谓“背叛”行为。事实上，在许多行业中都存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利益争夺现象。一方面，大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大企业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小企业通过学习机制和后发优势实现快速成长，最终实现大企业成长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大企业完全不顾中小企业的利益，不与中小企业建立“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那么这种产业组织结构下的大企业就可能出现不可持续成长问题。
（五）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困难重重
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危机时期都是企业间实施兼并重组的大好时机，许多如今在世界上具有龙头地位的跨国企业都是在经济危机时期通过企业间联合重组而诞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外部冲击，进而从多个渠道影响到我国多个产业的企业运行，使许多产业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全行业亏损甚至破产。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环境下国内企业实施联合重组还存在一些障碍。究其原因：（1）市场化竞争还不充分。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未形成，大多数产业的企业都还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因而联合重组不一定是最优选择。（2）企业同质化严重，并购整合互补性不强。这是我国计划经济和政府间竞争的遗留问题，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雷同，同行业企业间重组很难产生互补效应。（3）我国还缺少能够为企业间并购重组提供支持的融资平台和中介组织，尤其是证券市场缺少融资能力，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等中介组织发育不足严重制约了这一进程。（4）一些地方政府考虑地方利益的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六）多数企业跨国经营能力较弱
2009中国企业500强共有220家企业填写了“海外收入”数据，平均国际化程度（海外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为17.4%，但是企业间国际化程度差别极大，其中国际化程度介于50%-100%之间的有24家，占10.9%；介于30%-50%的有12家，占5.5%；介于10%-30%的有75家，占34.1%；低于10%的有119家，占54.1%。
国际化程度在30%以下的企业占88.2%。这说明，我国多数大企业的主要目标市场都在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配置。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大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较弱，主要体现在：（1）我国大企业主要依靠我国的低成本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但大都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就要实现经营业务高端化，必然对产业链高端的国际巨头产生冲击，国际巨头必然阻止国内企业进入高端市场。（2）我国大企业对国外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方式缺乏深入了解，实施跨国并购经常遇到不“知己知彼”的情况。（3）我国大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有限，资源整合能力不高，尤其是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长期在国家政策保护下运行，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并不高，更缺乏对市场经济的深入体会，一些民营企业由于长期在低成本环境下运行，也缺少通过集约化经营提高竞争力的能力。（4）我国大企业大都是产业资本，不善于利用金融资本实现企业扩张和竞争力提高，而国外大企业通常都有深厚的金融资本背景，在全球市场中与之竞争，我国大企业经常遇到融资瓶颈。（5）我国大企业普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包括进入世界500强的30多家大企业集团，大都并非依靠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营销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等进入的，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创造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品牌。
（七）企业家市场和群体还未发育成熟
企业家是大企业成长和壮大的必备要素，而企业家在任何国家都属于稀缺资源。我国尤其缺少能够带领企业做强做大做久的优秀企业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尚未形成能够有效配置企业家人力资源的企业家市场。
我国多数大企业的领导人都有政府部门任命，并且带有一定行政级别、根据需要随时可以在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之间转换角色。这种企业领导人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政府汇聚了一大批懂市场规律的高级人才，也促使企业领导人关注国家经济形势并将之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病在于，企业领导人并不能长期从事该项职业而形成职业化，同时企业领导人由于“亦官亦商”而没有动力钻研市场规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关键是无法形成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有效配置企业家人力资源的企业家市场。这样，企业家的才能并不能按照市场价格确定报酬，企业家也无法根据才能和声誉在企业之间流动，企业家之间也无法建立良好的学习和合作机制，因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家的诞生。
（八）企业信息化还存在误区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大企业只有从“企业的信息化”变成“信息化的企业”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硬件建设上尚未完成，仍停留在只注重硬件建设上，表现在信息化建设没有从自己的经营战略出发，不能统一规划IT的技术架构和应用架构。一些企业照搬企业现有业务流程，根本做不到信息集成和共享，结果出现企业信息系统的“孤岛”现象，甚至信息系统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的现象。即使在信息化硬件建设上，我国企业也存在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的问题。据一份问卷调查，我国多数大型企业对信息化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大企业在信息化上的投入占总资产8%-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另外，我国大企业利用网络进行商业服务的层次较低。虽然企业开通了网站、邮箱，但是更多地是一种企业形象宣传，而不是真正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商务活动。事实上，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的电子商务活动，不仅是信息化建设的问题，还需要企业的信息系统、物流系统、支付系统等进行全面改革和流程再造。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缺乏这种紧迫感。
（九）企业发展依然面临体制性障碍
尽管我国企业的管理体制已经发生重大而积极的变化。但必须看到，我国大企业发展还面临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一是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体制性的不平等竞争现象。表现在：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继续在若干领域实施垄断经营，民营企业尽管有“非公三十六条”支持，但依然面临很高的市场准入障碍；国有企业可以从产业振兴规划等产业政策中得到较多的政府支持和补贴，民营企业则很难享受到这一待遇；国有企业在投资、技术创新、并购等方面都能得到体制内的支持，等等。这种存在于国企和民企之间的“鸿沟”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动力和管理效率，也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我国“条块分割、独立运行”的技术创新管理体制已经影响到我国企业的产学研结合进程和技术创新能力。产学研结合的本质是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相互配合。我国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等分别受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条块分割，结果是许多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总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三是我国还未建立起一套真正有助于高技术企业创业和成长的融资体制。无论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资金融通。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规模小、证券市场融资能力弱、商业银行竞争不足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到我国企业的进一步壮大。四是近年来我国大企业遇到的技术创新标准化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成为了制造业“世界工厂”，但我国制造产品却在国外市场频频遭受技术壁垒限制；另一方面，在高技术领域，国际间企业的竞争已经演变为标准的竞争。标准就是话语权、定价权。但我国标准化体制仍是以政府单一主导的标准化管理体制，企业参与的少，在封闭环境下制定的标准多。单纯由政府部门或其事业单位制定的标准很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说明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企业在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
我国大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附属物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尤其大企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从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我国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到2009年我国内地已经有34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同前几年的情况相比，中国内地入围企业的数量和营业收入比重均出现明显上升,并且首次超越了英国企业在世界500强的比重，而且与法国、德国的距离已大为减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大幅提高。
在看到我国大企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大企业所经历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从企业内部成长看，我国许多大企业也或多或少出现了“大企业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知名企业在规模扩大过程中无法克服“大企业病”对企业进一步成长的羁绊而止步不前。另一方面从企业的外部对比看，尽管我国已经有一批企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但并不能绝对说明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是世界最强，相反，部分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都与同行业国际巨头还存在较大差距。可以说，差距很明显，问题很突出。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有些问题还更加暴露出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大企业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并为它们进一步做强做大做久提供对策，对我国企业与经济的转型及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步入高成本时代
近年来，随着大企业的高速成长，其经营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经营成本的上升。众所周知，我国工业长期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低劳动力成本和诸多要素低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工业企业的工资年增幅在10%左右，而净利增幅却高达30%左右，这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某种程度上是靠挤压劳动力成本获得的。这种情况在经济起步期为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工业一直以来享受的“低成本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税的提高以及各种资源、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等因素都一再推高了生产经营成本。
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已经不再是生产成本最低的制造业基地了。美国全球企业顾问公司Alix Partners跟踪调查过去3年里各国劳动力成本、汇率、交通以及原材料成本的变化，将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成本进行了对比。它的报告显示，各种成本的巨大变化已经让中国跌下榜首，如今是墨西哥第一，印度第二，中国落到第三。报告援引Alix Partners一名高管的话说，从前，选择在中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外包可以节省30%以上的成本，“但现在这一状况已不再”。最近跨国企业纷纷采取“中国＋1”或“中国＋2”战略，在东南亚新兴市场投资建厂，进行多元发展。中国已不再是制造业投资的唯一圣地。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已经出现企业（包括一些规模以上的企业）外迁现象。《印度经济时报》指出，失去“全球生产成本最低国地位”，对中国应战金融危机而言是一大打击。高成本时代已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说明中国工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已全面改变。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企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着手“另辟蹊径”。
（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亟待提升
在欣喜于大企业成长的同时，必须指出，进入中国企业500强的许多大企业事实上仍然是“大”而不“强”，其“爆炸式”发展更多地是受益于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水涨船高”式成长，绝大部分企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企业自身内在的成长能力并未同步提升，缺少核心竞争能力，企业抗击外界扰动的能力还较弱。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少数几个行业都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局面，包括铁路运输业、民航运输业、电力生产业；其中铁路业共有16家铁路局进入2009中国企业500强，却有12家亏损，行业亏损额达到193亿元；民航业有6家企业进入500强，却仅有海航和深圳航空两家企业盈利，行业亏损额达到145亿元；电力生产业有10家企业进入500强，前五大发电企业全部亏损，行业亏损额达到240亿元。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钢铁工业在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的半年间也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此外，一些2008中国500强企业也跌出2009年排行榜，一些国内知名企业出现亏损局面。因此，我国大企业成长目前还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发展速度越高越景气，一旦遇到外部干扰，业绩水平特别是利润就会明显下滑。因而，我国大企业应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能力还需要加强，尤其大型国有企业应该加强“自生
能力”建设，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原则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2009年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大而不强制约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考虑到宏观经济至少最近几年难以再现5年前的快速发展局面，未来如何保持高速增长对我国企业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部分国有企业市场化发育程度不高
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我国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一些企业从诞生、成长到壮大，都没有经过严酷的市场竞争考验，直接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开拓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部分国有大型企业主要是由行政力量直接推动产生，重组效果有待观察；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成为国家产业政策和“潮流”，地方政府尤其有热情推进本行政区域的同类企业合并重组，一些“人造大企业”快速诞生。这一过程中，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发挥了作用，同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阻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的情况。这些企业有一个特点：没有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的合并重组不一定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其并购效果至少需要少则2年、多则5-10年的中长期观察。（2）部分企业继续依靠开发或经营垄断性资源生存。这些企业缺少面对市场竞争的动机和能力。（3）少数行业仍然“政企合一”，经营效率低下，如铁路运输业在2008年出现了75%企业亏损的全行业亏损局面，而同样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全世界有三家铁路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且全部实现盈利。（4）许多国有大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模糊，治理结构复杂，还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真正依靠市场竞争成长为大企业的企业不多。
（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未形成共生的竞合关系
大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可能存在产品结构、质量结构、价格结构等方面的差别；另一方面，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一个行业内应该是大中小企业并存、共生的产业组织结构。
当前我国许多大企业还没有与中小企业形成互利共生的竞合关系。以钢铁企业为例，我国钢铁工业中存在规模庞大的大企业，也存在上千家规模不等的中小企业，前者主要是国有企业，后者主要是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约束，我国大小钢铁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反而在铁矿石进口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铁矿石进
口资质的国有大钢铁企业向没有进口资质的中小企业高价“倒卖”铁矿石并从中获取暴利的关系。利益的不一致使得我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不能集中力量，更由于谈判代表由于不能代表所有钢铁企业利益而出现中小企业的所谓“背叛”行为。事实上，在许多行业中都存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利益争夺现象。一方面，大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大企业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小企业通过学习机制和后发优势实现快速成长，最终实现大企业成长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大企业完全不顾中小企业的利益，不与中小企业建立“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那么这种产业组织结构下的大企业就可能出现不可持续成长问题。
（五）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困难重重
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危机时期都是企业间实施兼并重组的大好时机，许多如今在世界上具有龙头地位的跨国企业都是在经济危机时期通过企业间联合重组而诞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外部冲击，进而从多个渠道影响到我国多个产业的企业运行，使许多产业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全行业亏损甚至破产。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环境下国内企业实施联合重组还存在一些障碍。究其原因：（1）市场化竞争还不充分。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未形成，大多数产业的企业都还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因而联合重组不一定是最优选择。（2）企业同质化严重，并购整合互补性不强。这是我国计划经济和政府间竞争的遗留问题，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雷同，同行业企业间重组很难产生互补效应。（3）我国还缺少能够为企业间并购重组提供支持的融资平台和中介组织，尤其是证券市场缺少融资能力，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等中介组织发育不足严重制约了这一进程。（4）一些地方政府考虑地方利益的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六）多数企业跨国经营能力较弱
2009中国企业500强共有220家企业填写了“海外收入”数据，平均国际化程度（海外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为17.4%，但是企业间国际化程度差别极大，其中国际化程度介于50%-100%之间的有24家，占10.9%；介于30%-50%的有12家，占5.5%；介于10%-30%的有75家，占34.1%；低于10%的有119家，占54.1%。
国际化程度在30%以下的企业占88.2%。这说明，我国多数大企业的主要目标市场都在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配置。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大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较弱，主要体现在：（1）我国大企业主要依靠我国的低成本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但大都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就要实现经营业务高端化，必然对产业链高端的国际巨头产生冲击，国际巨头必然阻止国内企业进入高端市场。（2）我国大企业对国外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方式缺乏深入了解，实施跨国并购经常遇到不“知己知彼”的情况。（3）我国大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有限，资源整合能力不高，尤其是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长期在国家政策保护下运行，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并不高，更缺乏对市场经济的深入体会，一些民营企业由于长期在低成本环境下运行，也缺少通过集约化经营提高竞争力的能力。（4）我国大企业大都是产业资本，不善于利用金融资本实现企业扩张和竞争力提高，而国外大企业通常都有深厚的金融资本背景，在全球市场中与之竞争，我国大企业经常遇到融资瓶颈。（5）我国大企业普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包括进入世界500强的30多家大企业集团，大都并非依靠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营销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等进入的，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创造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品牌。
（七）企业家市场和群体还未发育成熟
企业家是大企业成长和壮大的必备要素，而企业家在任何国家都属于稀缺资源。我国尤其缺少能够带领企业做强做大做久的优秀企业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尚未形成能够有效配置企业家人力资源的企业家市场。
我国多数大企业的领导人都有政府部门任命，并且带有一定行政级别、根据需要随时可以在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之间转换角色。这种企业领导人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政府汇聚了一大批懂市场规律的高级人才，也促使企业领导人关注国家经济形势并将之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病在于，企业领导人并不能长期从事该项职业而形成职业化，同时企业领导人由于“亦官亦商”而没有动力钻研市场规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关键是无法形成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有效配置企业家人力资源的企业家市场。这样，企业家的才能并不能按照市场价格确定报酬，企业家也无法根据才能和声誉在企业之间流动，企业家之间也无法建立良好的学习和合作机制，因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家的诞生。
（八）企业信息化还存在误区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大企业只有从“企业的信息化”变成“信息化的企业”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硬件建设上尚未完成，仍停留在只注重硬件建设上，表现在信息化建设没有从自己的经营战略出发，不能统一规划IT的技术架构和应用架构。一些企业照搬企业现有业务流程，根本做不到信息集成和共享，结果出现企业信息系统的“孤岛”现象，甚至信息系统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的现象。即使在信息化硬件建设上，我国企业也存在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的问题。据一份问卷调查，我国多数大型企业对信息化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大企业在信息化上的投入占总资产8%-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另外，我国大企业利用网络进行商业服务的层次较低。虽然企业开通了网站、邮箱，但是更多地是一种企业形象宣传，而不是真正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商务活动。事实上，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的电子商务活动，不仅是信息化建设的问题，还需要企业的信息系统、物流系统、支付系统等进行全面改革和流程再造。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缺乏这种紧迫感。
（九）企业发展依然面临体制性障碍
尽管我国企业的管理体制已经发生重大而积极的变化。但必须看到，我国大企业发展还面临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一是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体制性的不平等竞争现象。表现在：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继续在若干领域实施垄断经营，民营企业尽管有“非公三十六条”支持，但依然面临很高的市场准入障碍；国有企业可以从产业振兴规划等产业政策中得到较多的政府支持和补贴，民营企业则很难享受到这一待遇；国有企业在投资、技术创新、并购等方面都能得到体制内的支持，等等。这种存在于国企和民企之间的“鸿沟”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动力和管理效率，也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我国“条块分割、独立运行”的技术创新管理体制已经影响到我国企业的产学研结合进程和技术创新能力。产学研结合的本质是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相互配合。我国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等分别受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条块分割，结果是许多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总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三是我国还未建立起一套真正有助于高技术企业创业和成长的融资体制。无论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资金融通。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规模小、证券市场融资能力弱、商业银行竞争不足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到我国企业的进一步壮大。四是近年来我国大企业遇到的技术创新标准化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成为了制造业“世界工厂”，但我国制造产品却在国外市场频频遭受技术壁垒限制；另一方面，在高技术领域，国际间企业的竞争已经演变为标准的竞争。标准就是话语权、定价权。但我国标准化体制仍是以政府单一主导的标准化管理体制，企业参与的少，在封闭环境下制定的标准多。单纯由政府部门或其事业单位制定的标准很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说明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企业在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