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学者，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更是文化思想领域里的极少数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笔者并没有资格评论王元化先生，也不敢谬称是他学生什么的，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曾经与元化先生有过少数几次接触，还蒙他不弃，赠予我《文学沉思录》和一段题辞——“不忧、不惑、不惧”①。现在写下来，也算心香一瓣，是对元化先生的一点纪念。
早在1985年“东西方文化比较讲学班”上，我就听过元化先生谈“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课，但真正直接聆听元化先生的教诲是在1986年早春3月的一个下午，起因是当时国内对知识分子以及政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做法，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我所在的工作部门想搞一个知识分子议题的研讨会，先征求他的意见。那天应约我到他府上，说实话，以前我看到过某些稍有名气的学者对普通人盛气凌人的态度，而现在面对这样一位中外著名的学者，当时我未免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他会怎样待人。敲门入室，他尚未起身，我就在客厅入座。简朴的两把旧沙发之间小茶几上搁着一个大圆铜盘，中间是一对制作精美的大牛角，靠后是国务院赠送的国家学位委员会聘书和纪念品，看来主人挺喜爱的。对面是通常学者家庭常有的大书橱，装满了新旧书籍。靠南的窗户两侧是条幅，一幅落款是李一氓，另一幅是李锐，题写什么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不畏谗言什么的，后来我查到是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李锐以此相赠，见出两人心志相通意气相投的不一般关系。
不一会儿，他从里屋出来，与想象的不同，元化先生非常客气。坐下后，我先讲了来意和一些想法。元化先生听得很细致，时而颔首点头，时而流露出深思的神情，特别是那种专注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简单说完后，元化先生沉思了一下，然后侃侃而谈起来。
一、要让知识分子对党有一种信赖感
他一开始就肯定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很有意思，现实性也非常强”。他说，现在各级领导人“都在第一线，头脑热，需要冷静下来做调查研究，经过科学的判断、科学论证，提出科学的意见，这很重要，很有好处”。他认为我介绍的几个议题“比较深刻，在理论上可以深入发掘”。因此，研讨会开始不必限于一二个专题，一次也未必能形成决议，“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很难做到，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我主张把思路放开，先放再集中，不然就放不开。把大家谈的意见、问题记好，再分析、再讨论，然后分析归纳，多开几次研讨会。重要的是传达信息，增进互相理解，让中央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 。在这里，元化先生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的问题。如今虽然也提倡调查研究，包括决策也要论证，但是不少调查研究不是浮光掠影下去转几圈，就是集中意见相同的人论证一番了事，很少放开思路，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分析归纳，集思广益，形成真正科学的真知灼见。
元化先生回顾历史说：“过去对知识分子‘左’的东西太多。我十八九岁带团到皖南，项英做法就是挺‘左’的，当然现在对他做出全面评价。他就是歧视知识分子，凡是戴眼镜的都受歧视、受嘲笑。在新四军里，把知识分子叫作‘新闻记’，因为搞新闻的多是知识分子，但新闻记者四个字怎么算名字呢？于是就叫‘新闻记’，造成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其实这是很失策的，重复了太平天国的做法。太平天国就把读书人编入青衣小帽末流之列，曾国藩讨粤匪檄就是利用它来煽动知识分子与太平天国的对立情绪。我们过去对知识分子也是歧视，形成一种偏见，长期以来就形成一种不好的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也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回忆起来很容易成为精神负担。你看小说里动摇叛变的人物，也多是知识分子。到了‘文革’，这种对立就更严重了，知识分子的劳动被认为是剥削，穿的、吃的、住的都是工农创造的。其实脑力劳动是很艰苦的，像医生开刀那种工作，一干几小时，哪个工人比得上？矿工也不过如此。”
他接着说：“在知识分子政策上，三中全会才真正开始落实，开始重视知识分子，抛弃了打击、轻视、蔑视知识分子等不应有的做法。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采取的方针政策。但是对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还没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比如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谭其骧教授上课坐个车子问题、熊十力遗骨安放问题（当时熊老先生遗骨安放烈士陵园的一个小角落里，子女有意见。不料有关工作人员说，熊只是全国政协常委，没有行政级别。意思只得这样。后来我反映了家属的意见，解决了问题）等就可以看出来。周谷城先生说，像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全国能有几个？当时蒋介石要拉拢他，许以湖北省长，他坚决不从。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些工作部门、一些政工干部还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在（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中，长期积累下来许多不正常的、‘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现在隔阂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但是隔阂不是说不可破的、消除的，现在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了，这是不难做到的。要破除隔阂，就要理解，要互相理解。在今天，要让知识分子对党有一种信赖感，向党讲贴心话，交心。当然不是过去形式主义那一套。我想知识分子不会反对党的方针的，讲出一些意见，即便是错的，也可以疏导。”
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自己形成的特点
在谈话中，元化先生多次从不同角度强调要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
他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外国的不一样，有自己形成的特点。苏联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多半是反苏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不同，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极密切，党创建时，许多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巴金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太好了，许多人只要有些破纸能写作就满足了，他们是非常爱国的；不像外国知识分子，条件这么差都跑掉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对创作自由反应这么强烈，这与学术工作的特点有密切关系，不能简单地看成‘自由化’。马克思说过，哲学研究必须具有勇气和自由的条件才行。所以，在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时有偏颇的话，就会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影响理论的发展。假如知识分子对专业没有感情，他就不配（称为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是对专业有强烈感情的，这个特点一定要掌握住。因此，我很赞成列宁说的，把政治做到业务中去，通过专业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像巴甫洛夫通过他的学说创立过程接受辩证法。不要让知识分子觉得业务与政治形成极大的矛盾，周总理、陈毅在广州会议上都有过这样的说法，我们都听了么”。
三、人才外流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现象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人才外流现象，有的人说是“崇洋媚外”，有的人甚至提到“爱国”与否的高度。元化先生说，“现在对人才外流议论较多，这需要分析。电视里说相声，有的小青年说死也要死在西宝兴路，因为有个‘西’字，这是小青年的说法，还有的小青年戴盲公镜招摇过市，这是无知，是有点崇洋迷外；这要疏导，提高文化水平，他们会对祖国文化热爱的。人才外流不是这么回事，不是崇洋迷外，不要看错病症，病笃乱投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现象。英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有，《大英百科全书》是美国出版的，英国把版权都卖给美国了，人才流到美国。”
元化先生说：“我国人才外流，流出去的都是人才。我到国外去，看到他们也是很苦的，生活要求并不高，只求温饱而已。绝大多数是真正想多学点东西，专业上要求发挥作用。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特点是学以致用，希望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尽社会责任。《人到中年》那是有典型意义的，连安心工作都不能，怎么能责怪他们出去？在国外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回来能发挥作用。再苦的生活条件不是主要的，不要让他们再受到非业务人员、政工人员的打击、干扰，他们这点报效祖国的爱国心总是有的。他们在国外学得很好，中国人并不笨么，回来后不创造工作条件，老是学非所用，过了两年就又落在后面了，这样他们也就不高兴了。现在要创造条件，这是最起码的。”
四、青年干部不要沾染官气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从知识分子中提拔了大量青年干部，于是谈话也说到青年干部问题。
元化先生非常期待地说，“希望寄托在青年干部身上，但是不要沾染官场上的官气”。他说，“现在我们这里等级很森严，级别上差上那么二三级，上下关系就那么森严，不能直接接触、对话，这种东西是封建主义的。我们老是说社会主义有最大的民主、自由，讲平等，说资本主义怎么虚伪。我看人家（瑞典）帕尔梅首相被刺——死人当然不好——但人家工作累了，就与夫人上街看电影，回来与行人一样乘电梯，没有前呼后拥的，结果被刺。这反映人家一种人际关系，首相、大官，并没有特权、等级。我们说人家虚伪，这死人可不是做做样子的。但我们呢，出去前呼后拥的，森严壁垒，封建等级那么森严，这是说不过去的。希望青年干部不要沾染官场上的那种习气”。
元化先生说到这些时，那种语意沉痛的表情使我非常震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切肤之痛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元化先生的不少看法已经成为共识，但应当说决没有过时。因此，现在再听听他的一些话，恐怕仍有意义。
（作者为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这段话出自孔子《论语·子罕》，全文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我看来，元化先生题写这几个字，不仅是一种鼓励，更可以看成这是他一生的自况。而重要的是，他确实可以担当得起这几个字。
王元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学者，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更是文化思想领域里的极少数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笔者并没有资格评论王元化先生，也不敢谬称是他学生什么的，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曾经与元化先生有过少数几次接触，还蒙他不弃，赠予我《文学沉思录》和一段题辞——“不忧、不惑、不惧”①。现在写下来，也算心香一瓣，是对元化先生的一点纪念。
早在1985年“东西方文化比较讲学班”上，我就听过元化先生谈“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课，但真正直接聆听元化先生的教诲是在1986年早春3月的一个下午，起因是当时国内对知识分子以及政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做法，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我所在的工作部门想搞一个知识分子议题的研讨会，先征求他的意见。那天应约我到他府上，说实话，以前我看到过某些稍有名气的学者对普通人盛气凌人的态度，而现在面对这样一位中外著名的学者，当时我未免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他会怎样待人。敲门入室，他尚未起身，我就在客厅入座。简朴的两把旧沙发之间小茶几上搁着一个大圆铜盘，中间是一对制作精美的大牛角，靠后是国务院赠送的国家学位委员会聘书和纪念品，看来主人挺喜爱的。对面是通常学者家庭常有的大书橱，装满了新旧书籍。靠南的窗户两侧是条幅，一幅落款是李一氓，另一幅是李锐，题写什么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不畏谗言什么的，后来我查到是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李锐以此相赠，见出两人心志相通意气相投的不一般关系。
不一会儿，他从里屋出来，与想象的不同，元化先生非常客气。坐下后，我先讲了来意和一些想法。元化先生听得很细致，时而颔首点头，时而流露出深思的神情，特别是那种专注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简单说完后，元化先生沉思了一下，然后侃侃而谈起来。
一、要让知识分子对党有一种信赖感
他一开始就肯定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很有意思，现实性也非常强”。他说，现在各级领导人“都在第一线，头脑热，需要冷静下来做调查研究，经过科学的判断、科学论证，提出科学的意见，这很重要，很有好处”。他认为我介绍的几个议题“比较深刻，在理论上可以深入发掘”。因此，研讨会开始不必限于一二个专题，一次也未必能形成决议，“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很难做到，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我主张把思路放开，先放再集中，不然就放不开。把大家谈的意见、问题记好，再分析、再讨论，然后分析归纳，多开几次研讨会。重要的是传达信息，增进互相理解，让中央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 。在这里，元化先生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的问题。如今虽然也提倡调查研究，包括决策也要论证，但是不少调查研究不是浮光掠影下去转几圈，就是集中意见相同的人论证一番了事，很少放开思路，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分析归纳，集思广益，形成真正科学的真知灼见。
元化先生回顾历史说：“过去对知识分子‘左’的东西太多。我十八九岁带团到皖南，项英做法就是挺‘左’的，当然现在对他做出全面评价。他就是歧视知识分子，凡是戴眼镜的都受歧视、受嘲笑。在新四军里，把知识分子叫作‘新闻记’，因为搞新闻的多是知识分子，但新闻记者四个字怎么算名字呢？于是就叫‘新闻记’，造成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其实这是很失策的，重复了太平天国的做法。太平天国就把读书人编入青衣小帽末流之列，曾国藩讨粤匪檄就是利用它来煽动知识分子与太平天国的对立情绪。我们过去对知识分子也是歧视，形成一种偏见，长期以来就形成一种不好的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也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回忆起来很容易成为精神负担。你看小说里动摇叛变的人物，也多是知识分子。到了‘文革’，这种对立就更严重了，知识分子的劳动被认为是剥削，穿的、吃的、住的都是工农创造的。其实脑力劳动是很艰苦的，像医生开刀那种工作，一干几小时，哪个工人比得上？矿工也不过如此。”
他接着说：“在知识分子政策上，三中全会才真正开始落实，开始重视知识分子，抛弃了打击、轻视、蔑视知识分子等不应有的做法。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采取的方针政策。但是对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还没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比如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谭其骧教授上课坐个车子问题、熊十力遗骨安放问题（当时熊老先生遗骨安放烈士陵园的一个小角落里，子女有意见。不料有关工作人员说，熊只是全国政协常委，没有行政级别。意思只得这样。后来我反映了家属的意见，解决了问题）等就可以看出来。周谷城先生说，像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全国能有几个？当时蒋介石要拉拢他，许以湖北省长，他坚决不从。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些工作部门、一些政工干部还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在（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中，长期积累下来许多不正常的、‘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现在隔阂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但是隔阂不是说不可破的、消除的，现在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了，这是不难做到的。要破除隔阂，就要理解，要互相理解。在今天，要让知识分子对党有一种信赖感，向党讲贴心话，交心。当然不是过去形式主义那一套。我想知识分子不会反对党的方针的，讲出一些意见，即便是错的，也可以疏导。”
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自己形成的特点
在谈话中，元化先生多次从不同角度强调要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
他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外国的不一样，有自己形成的特点。苏联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多半是反苏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不同，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极密切，党创建时，许多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巴金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太好了，许多人只要有些破纸能写作就满足了，他们是非常爱国的；不像外国知识分子，条件这么差都跑掉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对创作自由反应这么强烈，这与学术工作的特点有密切关系，不能简单地看成‘自由化’。马克思说过，哲学研究必须具有勇气和自由的条件才行。所以，在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时有偏颇的话，就会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影响理论的发展。假如知识分子对专业没有感情，他就不配（称为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是对专业有强烈感情的，这个特点一定要掌握住。因此，我很赞成列宁说的，把政治做到业务中去，通过专业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像巴甫洛夫通过他的学说创立过程接受辩证法。不要让知识分子觉得业务与政治形成极大的矛盾，周总理、陈毅在广州会议上都有过这样的说法，我们都听了么”。
三、人才外流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现象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人才外流现象，有的人说是“崇洋媚外”，有的人甚至提到“爱国”与否的高度。元化先生说，“现在对人才外流议论较多，这需要分析。电视里说相声，有的小青年说死也要死在西宝兴路，因为有个‘西’字，这是小青年的说法，还有的小青年戴盲公镜招摇过市，这是无知，是有点崇洋迷外；这要疏导，提高文化水平，他们会对祖国文化热爱的。人才外流不是这么回事，不是崇洋迷外，不要看错病症，病笃乱投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现象。英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有，《大英百科全书》是美国出版的，英国把版权都卖给美国了，人才流到美国。”
元化先生说：“我国人才外流，流出去的都是人才。我到国外去，看到他们也是很苦的，生活要求并不高，只求温饱而已。绝大多数是真正想多学点东西，专业上要求发挥作用。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特点是学以致用，希望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尽社会责任。《人到中年》那是有典型意义的，连安心工作都不能，怎么能责怪他们出去？在国外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回来能发挥作用。再苦的生活条件不是主要的，不要让他们再受到非业务人员、政工人员的打击、干扰，他们这点报效祖国的爱国心总是有的。他们在国外学得很好，中国人并不笨么，回来后不创造工作条件，老是学非所用，过了两年就又落在后面了，这样他们也就不高兴了。现在要创造条件，这是最起码的。”
四、青年干部不要沾染官气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从知识分子中提拔了大量青年干部，于是谈话也说到青年干部问题。
元化先生非常期待地说，“希望寄托在青年干部身上，但是不要沾染官场上的官气”。他说，“现在我们这里等级很森严，级别上差上那么二三级，上下关系就那么森严，不能直接接触、对话，这种东西是封建主义的。我们老是说社会主义有最大的民主、自由，讲平等，说资本主义怎么虚伪。我看人家（瑞典）帕尔梅首相被刺——死人当然不好——但人家工作累了，就与夫人上街看电影，回来与行人一样乘电梯，没有前呼后拥的，结果被刺。这反映人家一种人际关系，首相、大官，并没有特权、等级。我们说人家虚伪，这死人可不是做做样子的。但我们呢，出去前呼后拥的，森严壁垒，封建等级那么森严，这是说不过去的。希望青年干部不要沾染官场上的那种习气”。
元化先生说到这些时，那种语意沉痛的表情使我非常震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切肤之痛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元化先生的不少看法已经成为共识，但应当说决没有过时。因此，现在再听听他的一些话，恐怕仍有意义。
（作者为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这段话出自孔子《论语·子罕》，全文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我看来，元化先生题写这几个字，不仅是一种鼓励，更可以看成这是他一生的自况。而重要的是，他确实可以担当得起这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