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哲学到历史哲学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0 11:51:08
阅读量：1389次
我一篇"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引出了五篇非常认真的评论，一是健鸽先生的"方绍伟的社会主义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二是徐政龙先生的"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三、四和五是刘金华先生的"读《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看作者的方法论"、"读《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美国经济学家怎么说"及"读《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的无知"。这里，我要回应一下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线索，并讨论相关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
1，从"所有制五阶段论"到"人权五阶段论"
就斯大林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健鸽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1，真正建立在生产力规律基础上的"科学性信仰"与迄今为止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有区别吗？2，如果党国体制就是党国社会主义，那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国也是党国社会主义吗？3，既然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是猜测性的，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又有错误，那么，我自己有没有一个非猜测性的、没有错误的社会阶段论？
前两个问题，我在留言里作了回答。我认为健鸽的逻辑前提错了，"科学性信仰"是子虚乌有，科学和信仰在本质上是不可兼容的，这涉及波普和拉卡托斯讨论的"证伪"问题。但不同的信仰在本质上却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不能因为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生产力规律基础上"，你就以为可以在所有制、市场、法治和民主等问题上胡来。
信仰和规律无法兼容，斯大林信仰公有制社会，结果就在生产力规律不允许的情况下胡来，公有制变成了他施行专制的手段，他的那些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都是按愿望编出来的。典型的如"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最大限度满足人民需要规律"；相信"苏式政治经济学"的人也不想想，"有计划按比例"如果真是规律，它就应该象自由落体那样自动运作，还用得着计划经济那么费劲吗？
因此，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只是在观念中，现实存在的只是自我定义的社会主义，国民党当时只是没有那么自我定义罢了。所以，党国社会主义的要点是党国，社会主义是意识形态的装饰品，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不要以为叫"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就能怎样。
其他主义也不怎么样，这本身是一个从人类发展得出的历史判断。这就涉及徐政龙的分析了。徐政龙提出，人类社会按照"人权发展状况"，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全民社会"等阶段，全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指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公民"。
按照这个"人权五阶段论"，徐政龙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是按照人权状况取名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取名的，这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而且，"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属于人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因而，如果用于定义社会形态或社会历史阶段，显然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于是，出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谁都说不清'的问题。……在专制社会里，即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表面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际上，特权人物照样在剥削劳动大众，前苏联就是如此"。
在我看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理解为"所有制五阶段论"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传统观点，正是这个传统观点导致了"公有制下特权剥削"继续存在的问题。要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是一种"所有制五阶段论"和"生产力五阶段论"的混合。当马克思主义者头脑清醒能谈规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就是"生产力五阶段论"；当马克思主义者规范冲动谈理想和愿望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就是"所有制五阶段论"。老有人说"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可问题全在于公有制是发达生产力的自然结果还是强权的人为结果（周新城和蔡永飞在剥削问题上的争论完全偏离了问题的要害，见周新城："非剩余价值学说视角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与蔡永飞先生商榷"）。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苏式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是变戏法"。当所有制能抛开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而随便由国家意志来确立时，"五阶段论"就堕落成一种教条，这才是"公有制下特权剥削"继续存在的原因。这与徐政龙说的所有权从属于人权的不完整性毫无关系。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以完整的人权作为社会发展的划分标准，特权剥削是不是就能够消灭？"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公民"是不是就有可能？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的错误有两个：普遍性和直线性。对其中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幻想和冲动性质，我一直持温和的认可态度，因为，我认为把幻想设定在终极之处，并不构成逻辑矛盾，这本身可以是信仰的本质规定。
也就是说，徐政龙的"人权五阶段论"，出大问题的地方不是"消灭特权剥削"和"实现人类平等"，我对这种幻想或信仰也持温和的认可态度。"人权五阶段论"出大问题的地方，同样是"普遍性和直线性"。难道全世界所有社会都必然普遍地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全民社会"吗？难道这种普遍经历必然是直线的过程吗？
"人权五阶段论"不仅与"所有制五阶段论"错得一样，连幻想的形式也一样，只不过幻想的内容不同罢了。这里的要害是，一种"历史哲学"不能包含任何"政治哲学"的规范，一旦沾上规范，"历史哲学"就变成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规律和愿望之间来回受折磨，直到政治现实主义把原来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特征转化为国家主义特征（如中国现在的公有制、欧美危机后的国有化）。"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也在这里，它们企图把一种"政治哲学"参杂到一种"历史哲学"的争论之中。
2，"历史哲学"与"产权国家论"
现在就回答健鸽的第三个问题，我这里要简单地提出自己的"社会宏观发展理论"。
在"历史哲学"那里，对历史的理解有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的不同倾向；对历史的发展，有历时性进化的"阶段论"和共时性演变的"并列论"之分。"阶段论"的突出例子，如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1725年的《新科学》中把文明分成"神-英雄-人"三个阶段，人类学之父摩尔根在1877年的《古代社会》中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归纳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学术常识里还有"宗教-道德-法治"、"渔猎-农业-工业"以及上文讨论的"五阶段论"等提法。"并列论"的例子则如斯宾格勒的"生命周期论"和汤因比的"同时代"历史观。
康德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和自由的扩大。波普则把这种思辨的历史理论看成伪科学，他在1957年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明确地提出，人类知识的进步和人类历史的过程都是不可能预言的。
我自己对"历史哲学"的兴趣是从"经济发展"问题开始的，坦诚地说，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些问题是：在康德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波普的"不可预言性"之间，我们对现有"人类知识"能持多大的信心？如果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包含着可能重复的表现形式或规律，这种信心能不能建立在理解各种"重复形式"的基础上？
目前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偏向于乐观，我认为理解历史上的各种"重复形式"还是有可能的。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使我开始从"国家政权的形式"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宏观发展理论"，这就是大家可能已经知道的"产权国家论"。 "产权国家论"是一种不包含任何"政治哲学"的"历史哲学"。
按照历时性进化的"阶段论"和共时性演变的"并列论"之分，"产权国家论"属于共时性演变的"并列论"。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的私有政权（君主制、独裁制）、专有政权（寡头制、一党制）和公有政权（民主制）可以并列演变，历史事实也表明，这种并列演变还在继续，根本没有"历史终结"的迹象。
我之所以用"国家政权形式"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政权的确是决定人类社会状况的最关键因素。我认为，"神-英雄-人"、"蒙昧-野蛮-文明"、"宗教-道德-法治"、"渔猎-农业-工业"、"生产力五阶段论"和"人权五阶段论"等等，都完全没有抓住人类问题的本质。
原因很简单，这些历史阶段的分类，看到的只是技术的因素（"渔猎-农业-工业"和"生产力五阶段论"）、观念与技术的因素（"神-英雄-人"和"蒙昧-野蛮-文明"）、观念与制度的因素（"宗教-道德-法治"）以及制度与权利的因素（"所有制五阶段论"和"人权五阶段论"）；可决定所有这些因素的，比所有这些因素更核心、更起支配作用的，却是作为一种"组织因素"或"权力因素"的国家政权。没有一种技术的发明、观念的发明、制度的发明，能够比国家政权这个组织的发明更加关键。
我之所以用"并列演变"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政权形式"及其实际运行，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色彩。这些文化色彩一方面决定了各个社会的政权形式及其运行（民主制度也可以有专制运行），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各个社会处于按技术和权利划分的历史阶段。
最为重要的是，世界历史的发展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种面貌：一方面是各个社会所存在的不同政权形式及其实际运行特征，另一方面是不同政权形式下不同的技术和权利水平。因此，"产权国家论"的"并列论"，不仅包括演进的"私有政权-专有政权-公有政权"、"私有政权-专有政权"、"私有政权-公有政权"、 "私有政权-私有政权"等四种模式，还包括反复的"私有政权-公有政权-私有政权"和"私有政权-专有政权-公有政权-专有政权"两种模式。更多的分析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为什么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两文。
世界趋同于公有政权只是一种由幻想产生的幻觉。"潜规则之父"吴思先生曾经与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有过一个"争论"，贺卫方以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规则逐步从暗走向明"。吴思却以事实证明，"规则也经常从明走向暗"，历史未必是直线的。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人里，吴思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冷酷实证大师。
就历史的合意性而言，"产权国家论"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只可惜，"产权国家论"不是一个关于历史合意性或历史合理性的理论，这方面的理论可以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产权国家论"是关于历史存在性的理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喊"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和一定能实现"，也不是为了高喊"自由主义一定要实现和一定能实现"，它的目的在于冷酷地提醒大家，各种主义到底能实现到什么程度。所以，要批判"产权国家论"，你就不能说它"不够冲动"，它本来就不是为了冲动。
3，计划社会主义是人为消灭市场经济的政治冲动
刘金华的三篇文章质问了我四个问题：1，方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说明"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怎么个"变戏法"的；2，方先生没有用"冷酷实证"来证明"五阶段论"是"冲动"，是"随意确定的愿望"。3，当方先生懂得"大体说来"的意思是"就多数情形或主要方面说"以后，还能坚持说"'五阶段论'的错误有两个：普遍性和直线性"吗？4，方先生的认识能力还停留在古典力学的水平上，并把物理学的方法机械地用于认识社会规律。
坦率地说，刘金华的问题非常让我失望。我特别关注方法论问题，我还以为他真要讨论什么方法论问题，可他提的都是一些不涉及实质问题的表面问题，而且是情绪抵触和思维紊乱产生的表面问题。
关于"变戏法"问题我说得很清楚：中国的主流理论，它完全分不清"不可违背的规律"和"可随意确定的愿望"之间的区别，完全分不清"生产力规律"与"社会主义信仰"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你硬要按愿望把当代中国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你就别说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因为这不是理论，这是爱怎么定就怎么定的意识形态。更加重要的是，你可以有"社会主义信仰"，但不能因为你选择了"社会主义信仰"，然后就认为你也能选择历史规律所确定的社会阶段，因为社会阶段是生产力运动出来的，不是信仰出来的，不是规范冲动出来的。一旦你说了"初级阶段"，你就不是在遵循历史规律，而是在选择历史规律了。规律居然能被选择而不是被遵循，这说明要么规律是假的，要么你是假的，要么都是假的。
可见，当有人说"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时，其中的"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从意识形态来说的，而"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从"五阶段"的历史规律来说的。这里的要害是，有人以为信仰了"五阶段论"就能随心所欲地宣布他进入了所信仰的历史阶段，从而用愿望代替了规律。这就是我所指的"变戏法"。所以，不是我把"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主义革命者，给人们制造一种印象，好像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五阶段论'上"，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把权力崇拜、意识形态、信仰、愿望、规律混成了一锅粥。
关于"大体说来"的意思，查字典和找原文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句话的本质含义。明显的是，这四种生产方式没有"普遍性和直线性"，说欧洲经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难道说得通吗？马克思用"亚细亚"而不是"封建"去分析中国和东方世界，而中国的"封建"也不同于欧洲的"封建"。把马克思当上帝，你就不敢说马克思是在猜测；实际上，马克思不仅是在猜测，而且这个猜测的文字表述很混乱，四种生产方式的并列或承接关系说得很不清楚。因此，说马恩是在"猜测"已经是客气的说法了。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犹豫就表明了问题的猜测性质。跨越资本主义的幻想，其源头就在这。问题是，跨越的幻想与专制的文化出现了奇妙的结合，结果20世纪成了一个可怕的世纪。
我与刘金华的区别是，刘金华把马恩当成神，我则把他们当成西方学者，而且是逻辑错误比较严重的典型的西方学者；当从论证制度规律到论证阶级愿望的转变一出现，实证的"历史哲学"就变成了规范的"政治哲学"，他们就出大问题了。这也是能转化成"政治哲学"的所有"历史哲学"的通病（所以，我特别申明"产权国家论"是冷酷实证，即便我用"产权国家论"解释了当代的"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也不是"产权国家论"的愿望）。"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也就是天和地的区别。
"五阶段论"显然是在马恩"猜测"基础上的冲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以为人类能够人为消灭市场经济的政治冲动，是恩格斯说的在阶级斗争"造成的经济状态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的畸形表现。如果说，徐政龙的问题是在没能力驾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关系时开始谈"历史哲学"，那么，刘金华的问题则是在不知"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为何物时开始谈"历史哲学"。
总之，计划社会主义是党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现，共产社会主义是党国社会主义的信仰体现，民主社会主义是党国社会主义的对抗型幻想，党国社会主义则是"上世纪已经出现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本质。社会主义不是规律的产物，而是意志和愿望的产物；它不是"历史哲学"的产物，它是"政治哲学"的产物。
刘金华引用了"美国的头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论述，显然不知道这位得过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其实仅仅是"现代工程经济学"的一位"技术员"，他教科书中对制度问题的认识早被"现代制度经济学"淘汰了（顺便指出，机械工程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恶性扩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负有很大的责任）。
关于"把物理学的方法机械地用于认识社会规律"，这又是一个抓住表面问题不放、回避实质问题的做法。这里的实质问题是，能不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就进入社会主义？如果根据真正的"辩证法"，那不可能；但如果根据上述的"变戏法"，那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变戏法"的人活得很累，以为夺了政权就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结果就开始编：一会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一会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要命的问题是：你还没经过资本主义，你怎么可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你如果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你怎么可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所以，我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根本与"黑白思维"毫无关系，更不是"把物理学的方法机械地用于认识社会规律"，这是一个正常人能不能守住最起码信用的问题：你说了"五阶段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然后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必然到可以绕过资本主义时，你怎么能说自己进入了社会主义？你以为信仰了"五阶段论"，就能随心所欲地随时宣布进入了所信仰的历史阶段吗？你以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说消灭就能彻底消灭吗？
说白了吧，这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有些人的饭碗，争论已经和逻辑无关。有些人害怕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因为问题的本质是利益，不是事实，更不是真理。不幸的是，中国偏偏还有一大批人走火入魔，完全丧失了分析问题的基本能力。所以我一直在说："苏式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主流学术的毒瘤。更为不幸的是，癌细胞已经晚期恶性扩散，靠手术已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一个醉心于政治哲学的国度不可能有历史哲学。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从政治哲学到历史哲学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0 11:51:08
阅读量：1389次
我一篇"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引出了五篇非常认真的评论，一是健鸽先生的"方绍伟的社会主义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二是徐政龙先生的"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三、四和五是刘金华先生的"读《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看作者的方法论"、"读《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美国经济学家怎么说"及"读《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的无知"。这里，我要回应一下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线索，并讨论相关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
1，从"所有制五阶段论"到"人权五阶段论"
就斯大林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健鸽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1，真正建立在生产力规律基础上的"科学性信仰"与迄今为止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有区别吗？2，如果党国体制就是党国社会主义，那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国也是党国社会主义吗？3，既然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是猜测性的，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又有错误，那么，我自己有没有一个非猜测性的、没有错误的社会阶段论？
前两个问题，我在留言里作了回答。我认为健鸽的逻辑前提错了，"科学性信仰"是子虚乌有，科学和信仰在本质上是不可兼容的，这涉及波普和拉卡托斯讨论的"证伪"问题。但不同的信仰在本质上却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不能因为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生产力规律基础上"，你就以为可以在所有制、市场、法治和民主等问题上胡来。
信仰和规律无法兼容，斯大林信仰公有制社会，结果就在生产力规律不允许的情况下胡来，公有制变成了他施行专制的手段，他的那些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都是按愿望编出来的。典型的如"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最大限度满足人民需要规律"；相信"苏式政治经济学"的人也不想想，"有计划按比例"如果真是规律，它就应该象自由落体那样自动运作，还用得着计划经济那么费劲吗？
因此，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只是在观念中，现实存在的只是自我定义的社会主义，国民党当时只是没有那么自我定义罢了。所以，党国社会主义的要点是党国，社会主义是意识形态的装饰品，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不要以为叫"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就能怎样。
其他主义也不怎么样，这本身是一个从人类发展得出的历史判断。这就涉及徐政龙的分析了。徐政龙提出，人类社会按照"人权发展状况"，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全民社会"等阶段，全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指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公民"。
按照这个"人权五阶段论"，徐政龙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是按照人权状况取名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取名的，这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而且，"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属于人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因而，如果用于定义社会形态或社会历史阶段，显然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于是，出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谁都说不清'的问题。……在专制社会里，即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表面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际上，特权人物照样在剥削劳动大众，前苏联就是如此"。
在我看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理解为"所有制五阶段论"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传统观点，正是这个传统观点导致了"公有制下特权剥削"继续存在的问题。要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是一种"所有制五阶段论"和"生产力五阶段论"的混合。当马克思主义者头脑清醒能谈规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就是"生产力五阶段论"；当马克思主义者规范冲动谈理想和愿望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就是"所有制五阶段论"。老有人说"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可问题全在于公有制是发达生产力的自然结果还是强权的人为结果（周新城和蔡永飞在剥削问题上的争论完全偏离了问题的要害，见周新城："非剩余价值学说视角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与蔡永飞先生商榷"）。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苏式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是变戏法"。当所有制能抛开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而随便由国家意志来确立时，"五阶段论"就堕落成一种教条，这才是"公有制下特权剥削"继续存在的原因。这与徐政龙说的所有权从属于人权的不完整性毫无关系。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以完整的人权作为社会发展的划分标准，特权剥削是不是就能够消灭？"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公民"是不是就有可能？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的错误有两个：普遍性和直线性。对其中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幻想和冲动性质，我一直持温和的认可态度，因为，我认为把幻想设定在终极之处，并不构成逻辑矛盾，这本身可以是信仰的本质规定。
也就是说，徐政龙的"人权五阶段论"，出大问题的地方不是"消灭特权剥削"和"实现人类平等"，我对这种幻想或信仰也持温和的认可态度。"人权五阶段论"出大问题的地方，同样是"普遍性和直线性"。难道全世界所有社会都必然普遍地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全民社会"吗？难道这种普遍经历必然是直线的过程吗？
"人权五阶段论"不仅与"所有制五阶段论"错得一样，连幻想的形式也一样，只不过幻想的内容不同罢了。这里的要害是，一种"历史哲学"不能包含任何"政治哲学"的规范，一旦沾上规范，"历史哲学"就变成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规律和愿望之间来回受折磨，直到政治现实主义把原来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特征转化为国家主义特征（如中国现在的公有制、欧美危机后的国有化）。"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也在这里，它们企图把一种"政治哲学"参杂到一种"历史哲学"的争论之中。
2，"历史哲学"与"产权国家论"
现在就回答健鸽的第三个问题，我这里要简单地提出自己的"社会宏观发展理论"。
在"历史哲学"那里，对历史的理解有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的不同倾向；对历史的发展，有历时性进化的"阶段论"和共时性演变的"并列论"之分。"阶段论"的突出例子，如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1725年的《新科学》中把文明分成"神-英雄-人"三个阶段，人类学之父摩尔根在1877年的《古代社会》中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归纳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学术常识里还有"宗教-道德-法治"、"渔猎-农业-工业"以及上文讨论的"五阶段论"等提法。"并列论"的例子则如斯宾格勒的"生命周期论"和汤因比的"同时代"历史观。
康德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和自由的扩大。波普则把这种思辨的历史理论看成伪科学，他在1957年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明确地提出，人类知识的进步和人类历史的过程都是不可能预言的。
我自己对"历史哲学"的兴趣是从"经济发展"问题开始的，坦诚地说，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些问题是：在康德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波普的"不可预言性"之间，我们对现有"人类知识"能持多大的信心？如果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包含着可能重复的表现形式或规律，这种信心能不能建立在理解各种"重复形式"的基础上？
目前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偏向于乐观，我认为理解历史上的各种"重复形式"还是有可能的。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使我开始从"国家政权的形式"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宏观发展理论"，这就是大家可能已经知道的"产权国家论"。 "产权国家论"是一种不包含任何"政治哲学"的"历史哲学"。
按照历时性进化的"阶段论"和共时性演变的"并列论"之分，"产权国家论"属于共时性演变的"并列论"。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的私有政权（君主制、独裁制）、专有政权（寡头制、一党制）和公有政权（民主制）可以并列演变，历史事实也表明，这种并列演变还在继续，根本没有"历史终结"的迹象。
我之所以用"国家政权形式"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政权的确是决定人类社会状况的最关键因素。我认为，"神-英雄-人"、"蒙昧-野蛮-文明"、"宗教-道德-法治"、"渔猎-农业-工业"、"生产力五阶段论"和"人权五阶段论"等等，都完全没有抓住人类问题的本质。
原因很简单，这些历史阶段的分类，看到的只是技术的因素（"渔猎-农业-工业"和"生产力五阶段论"）、观念与技术的因素（"神-英雄-人"和"蒙昧-野蛮-文明"）、观念与制度的因素（"宗教-道德-法治"）以及制度与权利的因素（"所有制五阶段论"和"人权五阶段论"）；可决定所有这些因素的，比所有这些因素更核心、更起支配作用的，却是作为一种"组织因素"或"权力因素"的国家政权。没有一种技术的发明、观念的发明、制度的发明，能够比国家政权这个组织的发明更加关键。
我之所以用"并列演变"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政权形式"及其实际运行，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色彩。这些文化色彩一方面决定了各个社会的政权形式及其运行（民主制度也可以有专制运行），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各个社会处于按技术和权利划分的历史阶段。
最为重要的是，世界历史的发展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种面貌：一方面是各个社会所存在的不同政权形式及其实际运行特征，另一方面是不同政权形式下不同的技术和权利水平。因此，"产权国家论"的"并列论"，不仅包括演进的"私有政权-专有政权-公有政权"、"私有政权-专有政权"、"私有政权-公有政权"、 "私有政权-私有政权"等四种模式，还包括反复的"私有政权-公有政权-私有政权"和"私有政权-专有政权-公有政权-专有政权"两种模式。更多的分析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为什么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两文。
世界趋同于公有政权只是一种由幻想产生的幻觉。"潜规则之父"吴思先生曾经与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有过一个"争论"，贺卫方以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规则逐步从暗走向明"。吴思却以事实证明，"规则也经常从明走向暗"，历史未必是直线的。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人里，吴思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冷酷实证大师。
就历史的合意性而言，"产权国家论"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只可惜，"产权国家论"不是一个关于历史合意性或历史合理性的理论，这方面的理论可以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产权国家论"是关于历史存在性的理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喊"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和一定能实现"，也不是为了高喊"自由主义一定要实现和一定能实现"，它的目的在于冷酷地提醒大家，各种主义到底能实现到什么程度。所以，要批判"产权国家论"，你就不能说它"不够冲动"，它本来就不是为了冲动。
3，计划社会主义是人为消灭市场经济的政治冲动
刘金华的三篇文章质问了我四个问题：1，方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说明"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怎么个"变戏法"的；2，方先生没有用"冷酷实证"来证明"五阶段论"是"冲动"，是"随意确定的愿望"。3，当方先生懂得"大体说来"的意思是"就多数情形或主要方面说"以后，还能坚持说"'五阶段论'的错误有两个：普遍性和直线性"吗？4，方先生的认识能力还停留在古典力学的水平上，并把物理学的方法机械地用于认识社会规律。
坦率地说，刘金华的问题非常让我失望。我特别关注方法论问题，我还以为他真要讨论什么方法论问题，可他提的都是一些不涉及实质问题的表面问题，而且是情绪抵触和思维紊乱产生的表面问题。
关于"变戏法"问题我说得很清楚：中国的主流理论，它完全分不清"不可违背的规律"和"可随意确定的愿望"之间的区别，完全分不清"生产力规律"与"社会主义信仰"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你硬要按愿望把当代中国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你就别说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因为这不是理论，这是爱怎么定就怎么定的意识形态。更加重要的是，你可以有"社会主义信仰"，但不能因为你选择了"社会主义信仰"，然后就认为你也能选择历史规律所确定的社会阶段，因为社会阶段是生产力运动出来的，不是信仰出来的，不是规范冲动出来的。一旦你说了"初级阶段"，你就不是在遵循历史规律，而是在选择历史规律了。规律居然能被选择而不是被遵循，这说明要么规律是假的，要么你是假的，要么都是假的。
可见，当有人说"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时，其中的"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从意识形态来说的，而"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从"五阶段"的历史规律来说的。这里的要害是，有人以为信仰了"五阶段论"就能随心所欲地宣布他进入了所信仰的历史阶段，从而用愿望代替了规律。这就是我所指的"变戏法"。所以，不是我把"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主义革命者，给人们制造一种印象，好像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五阶段论'上"，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把权力崇拜、意识形态、信仰、愿望、规律混成了一锅粥。
关于"大体说来"的意思，查字典和找原文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句话的本质含义。明显的是，这四种生产方式没有"普遍性和直线性"，说欧洲经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难道说得通吗？马克思用"亚细亚"而不是"封建"去分析中国和东方世界，而中国的"封建"也不同于欧洲的"封建"。把马克思当上帝，你就不敢说马克思是在猜测；实际上，马克思不仅是在猜测，而且这个猜测的文字表述很混乱，四种生产方式的并列或承接关系说得很不清楚。因此，说马恩是在"猜测"已经是客气的说法了。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犹豫就表明了问题的猜测性质。跨越资本主义的幻想，其源头就在这。问题是，跨越的幻想与专制的文化出现了奇妙的结合，结果20世纪成了一个可怕的世纪。
我与刘金华的区别是，刘金华把马恩当成神，我则把他们当成西方学者，而且是逻辑错误比较严重的典型的西方学者；当从论证制度规律到论证阶级愿望的转变一出现，实证的"历史哲学"就变成了规范的"政治哲学"，他们就出大问题了。这也是能转化成"政治哲学"的所有"历史哲学"的通病（所以，我特别申明"产权国家论"是冷酷实证，即便我用"产权国家论"解释了当代的"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也不是"产权国家论"的愿望）。"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也就是天和地的区别。
"五阶段论"显然是在马恩"猜测"基础上的冲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以为人类能够人为消灭市场经济的政治冲动，是恩格斯说的在阶级斗争"造成的经济状态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的畸形表现。如果说，徐政龙的问题是在没能力驾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关系时开始谈"历史哲学"，那么，刘金华的问题则是在不知"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为何物时开始谈"历史哲学"。
总之，计划社会主义是党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现，共产社会主义是党国社会主义的信仰体现，民主社会主义是党国社会主义的对抗型幻想，党国社会主义则是"上世纪已经出现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本质。社会主义不是规律的产物，而是意志和愿望的产物；它不是"历史哲学"的产物，它是"政治哲学"的产物。
刘金华引用了"美国的头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论述，显然不知道这位得过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其实仅仅是"现代工程经济学"的一位"技术员"，他教科书中对制度问题的认识早被"现代制度经济学"淘汰了（顺便指出，机械工程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恶性扩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负有很大的责任）。
关于"把物理学的方法机械地用于认识社会规律"，这又是一个抓住表面问题不放、回避实质问题的做法。这里的实质问题是，能不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就进入社会主义？如果根据真正的"辩证法"，那不可能；但如果根据上述的"变戏法"，那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变戏法"的人活得很累，以为夺了政权就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结果就开始编：一会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一会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要命的问题是：你还没经过资本主义，你怎么可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你如果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你怎么可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所以，我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根本与"黑白思维"毫无关系，更不是"把物理学的方法机械地用于认识社会规律"，这是一个正常人能不能守住最起码信用的问题：你说了"五阶段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然后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必然到可以绕过资本主义时，你怎么能说自己进入了社会主义？你以为信仰了"五阶段论"，就能随心所欲地随时宣布进入了所信仰的历史阶段吗？你以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说消灭就能彻底消灭吗？
说白了吧，这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有些人的饭碗，争论已经和逻辑无关。有些人害怕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因为问题的本质是利益，不是事实，更不是真理。不幸的是，中国偏偏还有一大批人走火入魔，完全丧失了分析问题的基本能力。所以我一直在说："苏式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主流学术的毒瘤。更为不幸的是，癌细胞已经晚期恶性扩散，靠手术已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一个醉心于政治哲学的国度不可能有历史哲学。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