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篇读书札记引发的争议
1933年1月，任教于无锡国传的钱基博开始在《青鹤》杂志连载读书札记《后东塾读书杂志》，仿清人陈澧“东塾”之说，名其斋曰“后东塾”。其时，他刚回到无锡半年左右，被聘为上海《青鹤》杂志的特约撰述。关于这份读书札记，他自作解题云：“发微抉奥，不屑屑于考证，观其会通，究其流别。”其中第一篇，即为论“范当世范伯子文集十二卷”一文。文中涉及对范氏诗文的批评，在当时的旧式文人圈子，尤其是江苏南通一地的士人中引发了一场争议。范当世的再传弟子冯超首先致信钱基博，与之论辩。冯超初次致信钱基博，当在1933年3月或4月左右。此后，冯、钱二人开始书信交锋，而其他文人也参与其中，与两人皆有所论列。
此后，《国风》杂志在1933年5月1日，第二卷第九期刊出冯超《与钱子泉书》，第十期刊出冯超《再与钱子泉论文书》、钱基博《复冯静伯书》、冯超《复钱子泉书》，同年第三卷第二期又收录冯超《与陈灨一论文书》、徐昂《与曹君觉书》、冯超《再与陈灨一书》和钱基博《复陈灨一书》。
由原南通世界书局老板陈小如担任经理并主编的《大江北商报》也顺势及时跟进，刊登了冯超与钱基博往来书信，然其具体刊期现已无从查考。虽该报本身订户不多，影响有限，但由于该报发行区域以泰兴、南通、如皋为主，此次论辩牵涉的人物亦集中在该地域，因此在读者群中反响颇大，读者亦纷纷来信论及此事。报纸编辑部迎合舆论，把握商机，又结集出版了《论范伯子先生文与桐城学驳钱基博》一书（以下简称《论范文与桐城学》书）。
不过，这位单行本的编辑也并非完全的旁观者，而是范当世弟子徐昂的侄子徐一瓢，日后他曾在1944年《古今》半月刊杂志第五十五至五十七期上连载《记通州范伯子先生》一文，提及此中原委：“此事辩讼，首尾数月，报章亦竞相转载，余时主《大江北商报》笔政，乃汇而印为单行本，子泉闻之，亦颇减其锐兴，而后东塾所谓读书杂记，遂亦中止，不复见诸《青鹤》。”
《大江北商报》编辑部结集出版的《论范文与桐城学》一书所收集和呈现的资料较之《国风》、《青鹤》更为完整和丰富，且其援引了不少论战双方提到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厘清事件始末、发展脉络，因此，本文所引材料若有重出之处，皆从《论范文与桐城学》一书。在原始材料方面，该书提供了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评论范氏文集的原文，间附冯超按语，附录陈三立所作《范当世文集序》、徐昂作《范当世文集后序》；在书信方面，该书收录了冯超《与钱子泉书》，附录范当世与蔡燕生论文第一书、钱基博《费太公家传》、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也收录了钱基博《复冯静伯书》、冯超《再与钱子泉书》、曹君觉《与冯静伯书》、冯超《复曹君觉先生书》、徐昂《复曹君觉书》、钱基博《与陈灨一书》、冯超《与陈灨一书》、冯超《再与陈灨一书》、冯超《答陈灨一书》等，共计十通书信。
钱基博在回信中曾提到，冯超的书信是通过国专转来，“博不能强人以从同，然亦不欲苟徇风气以张门户，俟五百年后论定之可耳”。而冯超写给钱基博的第二信中则表示：“足下谓将俟五百年后论定此间，则已与来书同载敝邑各报，即听并世之君子论之，不及俟矣。”则此时两人书信或已刊布于《大江北商报》。此外，南通文人曹君觉曾中作解人，其时任通州师范学校教师，而钱基博本人也时在无锡国专任教，据冯超复曹君觉书：“顷者两校生徒无不措意此事，并闻夫子所掌教之各校学子，亦颇汲汲冀是非之判。”由此可见，此事在当地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这些都标志着这则由私人读书札记引发的争议逐渐演变成了一桩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公众事件。
二、双方观点及各方态度
钱基博读书札记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范氏论文虽为桐城张目，其作文却与桐城路数不同：“范氏力推桐城，而文章蹊径，实不与桐城相同。其论文意求雅适，境尚平淡，义贵含蓄，法重包绾，讥骂而有敬慎之心，诙谲而有渊穆之气。此其尝于蔡燕生论文书发之，不过铺张桐城门面语耳。”第二，他引用并甚为赞同陈三立为范氏文集作序中的评语，以为范文“长于控抟旋盘，绵邈而往复”。他从范当世师承关系推导，其受曾门弟子张裕钊影响颇深，张氏行文“瘦硬盘屈，稍露筋节便形削薄”，因而范当世与同乡张謇皆继承此一瘦硬文风，范出以绵邈而张则能为横恣。第三，他提出，友人蔡达明、费师洪为文皆喜往复，与范同，戏名之云“南通派”，并归纳南通派文风“以瘦硬盘屈取劲”。第四，他回归范当世文集本身，论其不足：“范氏文议论未能茂畅，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高天厚地，拘局不舒”，以戏谑态度欲谥之以“文囚”。最后，他兼论范氏诗歌，认为其诗与陈三立齐名，却囿于江西派境界，“能入而不能出”，不过“矫平熟”而已。
冯超致钱基博的第一封信，主要观点皆与钱的读书札记针锋相对。首先，他指出范当世“师武昌而友冀州”，与张裕钊、吴汝纶为师友，其学本于桐城，而钱氏所引与蔡燕生论文书中并无为桐城张目语。其次，他表彰范文意雅平实，转而抨击钱基博行文之失有二：一是文章喜用“中华人民造国之几年”，以为不伦不类；二是其所为《费大猷家传》，采江湖小说语入文，失之雅洁。第三，他极论范诗之妙，而诋钱氏诗作未有流传，不足论其诗。最后，针对“南通派”的提法，他提出蔡达明渊源有自，费师洪仅附于徐益修（徐昂）门下，强为树派是为狭隘。
冯超的书信通过无锡国专转到钱基博手中，钱氏也意识到先前下笔分寸有过，表示札记所论不过抒发一己之见。但是，对冯信中涉及对他诗文创作批评的部分，则仍予以反击：文章使用俚俗语，遍及于史书，“中华人民造国”等同于中华民国，而又举钟嵘《诗品》证无诗亦可论诗。冯超为先师诗文名誉进行辩护的确情有可原，但钱基博反击的这几处也是冯超为讨伐钱基博而勉强拼凑的痛脚，本身难以成立。因此，冯超收到复信后，重新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范集评点上，紧扣桐城文风兼蓄阴阳刚柔，不可以形貌论范文，并抓住钱基博辩称服膺姚选《古文辞类纂》等语，指出钱氏将俚俗语入文违反桐城文章规矩，讥嘲其“言桐城而适触桐城之忌，知足下之所以学桐城矣”。 时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的文人曹君觉主张息事宁人，居中调停，不过在《与冯静伯书》中，他先是略略为钱基博开解：“阅钱君之说数行，则知其出于一时之兴会，非矜诩其见以示九州百世也……兴会所至，不暇细绎，而著为说，蹈近人整理国故者之常失，吾辈当以为戒。”同时，站在旧式文人的立场上，他也表示不希望看到同一阵营的双方矛盾加深：“且重忧时局，轻视文章之事，是又不必论矣。世敝文贱，号为文士者，宁暇相诟？”
徐昂是范当世的入门弟子，也是冯超的老师，他并不赞同曹君觉将事件归于文人相轻的解释。他指出，文章蹊径与传学并非一事，范当世传桐城之学当是无疑。至于其为文蹊径，他分析陈三立“长于控抟盘旋绵邈而往复”之评语，认为此中措词皆与阳刚相对，则可推论范文具阴柔之美，与桐城蹊径貌异神合。
《青鹤》杂志的主创人陈灨一在此年的春假前后（4月左右）分别致信钱、冯二人，不过《论范文与桐城学》仅收录钱、冯两人答信以及陈、冯之间第二次的书信往来。从现存的钱、冯复信尚无法明确陈灨一对此事件的态度，双方皆将其视作中间人。
三、渐行渐远的桐城派
范当世（1854—1905），字无错、肯堂，号伯子，江苏通州人。光绪四年（1878），他在兴化谒见刘熙载。光绪六年，他在南京凤池书院拜见张裕钊，始从之学。光绪十七年，其至天津为李鸿章次子李经迈授课。光绪三十年，病逝于上海。范当世先娶吴氏，吴氏病逝后，在吴汝纶、张裕钊的牵线搭桥和再三劝说下，续娶姚濬昌之女姚蕴素，故其与姚濬昌之子姚永朴、姚永概交好，与马其昶则为连襟。其女适陈三立之子陈衡恪，可见其与同光派关系之密切。他在清末士人之中尤以诗名。关于他在清末诗坛地位、同光派诗学主张，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但也由于其诗名之盛，使得文名因故不彰。姚永概所撰《范肯堂墓志铭》极称其诗，马其昶《范伯子文集序》，提及范氏欲其作诗，吴汝纶阻之，以为“终莫能胜彼”，突显其诗才绝伦，于其文则未有论及。陈三立《范伯子文集序》说明作序缘由，为范氏遗孀姚蕴素录副寄送，欲扬其古文名声：“且以君亲友如马通伯、姚叔节辈皆绝推隆君诗，而未及论列其文，欲余颇加月旦一言缀其后。”
冯、钱两人争论的焦点看似不过是对范当世个人的诗文评论，却牵涉此一时期桐城后学对桐城派文风的历史定位和认知，以及桐城派后学的身份归属问题。
第一，桐城派的文章规矩捉襟见肘，面临着分崩离析、失效话语的处境。冯超指责钱基博所作费氏家传掺入江湖小说语，重申“方苞氏所谓古文中不可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南北史轻佻语”等雅洁标准，并抨击钱文“中华人民造国”之类的提法，固守桐城派义法说的阵地。钱基博则指出，坚持雅洁标准不过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之举：“方望溪言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蘄于截断众流，而崇古文以卓出于史之上，诚窃以为其道隘狭，不免有时穷。不如章实斋明文史之通之为弘识远览，与道大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曾指出，古文的涵义非常狭窄，既有义法上的规定，更有语言上的限制，尤以桐城派为严格：“受了这种步步逼进的限制，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蹈矩，以求保卫语言的纯洁，消极的、像雪花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因此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纾的翻译文笔已不属于古文的范畴。
第二，桐城派的古文门径过去往往截断众流，一体独尊，虽在清末民初受到严重动摇，但其犹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弟子绵延相续，一呼众应。而钱基博在信中自述与桐城派渊源颇深，吴汝纶弟子严钊惋惜其不及事吴，笑应之曰：“恨冀州不得弟子如仆者耳。使得仆为弟子，何难张皇其学以为眉目”，不攀门户，颇为自负。另一方面，他对姚选甚为服膺：“仆于姚氏《古文辞类纂》一书，以十年之力治之，撰有解题。谬窃以为并世之治姚氏书，极深研几如仆者，当亦不多。”在无锡国专授课之际，“诏诸生治文章，必揭姚氏书以为门户”。其标举姚鼐《古文辞类纂》一书，以为古文教育学习之路径，却只是将此视为一种方法论，并非以之为倚靠。王绍曾《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提到钱基博在无锡国专开设的课程共有三门：“一门是正续《古文辞类纂》，一门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另一门是目录学。”钱亦论及章学诚之开通与桐城之闭塞，两者高下立判，同为初学进入门径则一。
第三，论辩双方皆从文章风格入手，评骘范文与桐城路数之离合，引发了关于派别与风格笔法的再思考。自称私淑姚鼐的曾国藩将经世要素纳入义理、考据、词章之中，振起文脉，独领风骚：“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有关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关系向来聚讼颇多。“湘乡派”之名称最早出自1908年李详《论桐城派》一文，钱基博通过费范九的介绍与李详亦有过从。虽李文标举湘乡之名，其实不主张派别定于一尊：“诚知文章一道，大则笼罩百家，自铸伟词，小亦钻仰先达，树义卓然，所宗何师，即为一派，譬之同源异流，归海而会，乃与古人‘邪流别’之训相合。若举天下统定一尊，犹之四渎并而为一，云此为正派，余则非是，固无此理。”在文章末尾，他再次重申古文无所谓派别：“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期无负于古人斯已矣。”则湘乡之名，最初也不过是李生无意中拈出的提法，并无门户自高的深意。
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钱基博在读书札记中将蔡达明、费师洪等人，归入范当世领衔的所谓“南通派”，声明是戏言，不过取其皆“以瘦硬盘屈取劲”，则是以一人为一宗师的概括之法。事实上，桐城派即便坚持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古文为旨归，作家作品的个人风格却难以统一和协调。这一方面，固然有文学创作自然属性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其原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章内容、形式、风格等）已无法涵盖推陈出新的写作实践。倘若将桐城派比作一面大旗，则其在同、咸之际已残破飘摇，即便能勉强拢住湘乡派诸人及桐城殿军，至纳入桐城变种林纾、严复等人已属勉强之极，改旗易帜亦指日可待。
四、尾声
《青鹤》杂志的主持人陈灨一曾撰写《论桐城派》一文，刊载于时间稍后的《青鹤》第一卷第二十期。虽其未曾明言针对何人何事，但从上下文来看，可以推断确是缘此事而感发。其基本观点是：“文章无所谓派，亦非可以派囿之也。有之惟师法而已。”因此，他抨击古文必宗桐城一派的看法，并影射此前钱、冯二人的论争：“岂料周氏一时兴到之言，而流毒及今，为文人学士聚讼之口实，实桐城派与否之争，吾犹见其人闻其声矣。”其以马其昶、陈三立为近世古文大师之守桐城家法者，而亦不赞成将林纾归入桐城之中：“闽侯林琴南好读班、马、韩、柳书，译述西方小说，累如千万言，吐词隽雅，而所为文章，实于魏叔子为近，有拟以桐城者，未为当也。”他在文末甚至还提出了桐城派之称应行废止的看法。
一九三零年代的桐城派，已逐渐远去成为供人膜拜或走下圣坛的形象，纵横交织的一缕文脉也再难以为继。
一、一篇读书札记引发的争议
1933年1月，任教于无锡国传的钱基博开始在《青鹤》杂志连载读书札记《后东塾读书杂志》，仿清人陈澧“东塾”之说，名其斋曰“后东塾”。其时，他刚回到无锡半年左右，被聘为上海《青鹤》杂志的特约撰述。关于这份读书札记，他自作解题云：“发微抉奥，不屑屑于考证，观其会通，究其流别。”其中第一篇，即为论“范当世范伯子文集十二卷”一文。文中涉及对范氏诗文的批评，在当时的旧式文人圈子，尤其是江苏南通一地的士人中引发了一场争议。范当世的再传弟子冯超首先致信钱基博，与之论辩。冯超初次致信钱基博，当在1933年3月或4月左右。此后，冯、钱二人开始书信交锋，而其他文人也参与其中，与两人皆有所论列。
此后，《国风》杂志在1933年5月1日，第二卷第九期刊出冯超《与钱子泉书》，第十期刊出冯超《再与钱子泉论文书》、钱基博《复冯静伯书》、冯超《复钱子泉书》，同年第三卷第二期又收录冯超《与陈灨一论文书》、徐昂《与曹君觉书》、冯超《再与陈灨一书》和钱基博《复陈灨一书》。
由原南通世界书局老板陈小如担任经理并主编的《大江北商报》也顺势及时跟进，刊登了冯超与钱基博往来书信，然其具体刊期现已无从查考。虽该报本身订户不多，影响有限，但由于该报发行区域以泰兴、南通、如皋为主，此次论辩牵涉的人物亦集中在该地域，因此在读者群中反响颇大，读者亦纷纷来信论及此事。报纸编辑部迎合舆论，把握商机，又结集出版了《论范伯子先生文与桐城学驳钱基博》一书（以下简称《论范文与桐城学》书）。
不过，这位单行本的编辑也并非完全的旁观者，而是范当世弟子徐昂的侄子徐一瓢，日后他曾在1944年《古今》半月刊杂志第五十五至五十七期上连载《记通州范伯子先生》一文，提及此中原委：“此事辩讼，首尾数月，报章亦竞相转载，余时主《大江北商报》笔政，乃汇而印为单行本，子泉闻之，亦颇减其锐兴，而后东塾所谓读书杂记，遂亦中止，不复见诸《青鹤》。”
《大江北商报》编辑部结集出版的《论范文与桐城学》一书所收集和呈现的资料较之《国风》、《青鹤》更为完整和丰富，且其援引了不少论战双方提到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厘清事件始末、发展脉络，因此，本文所引材料若有重出之处，皆从《论范文与桐城学》一书。在原始材料方面，该书提供了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评论范氏文集的原文，间附冯超按语，附录陈三立所作《范当世文集序》、徐昂作《范当世文集后序》；在书信方面，该书收录了冯超《与钱子泉书》，附录范当世与蔡燕生论文第一书、钱基博《费太公家传》、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也收录了钱基博《复冯静伯书》、冯超《再与钱子泉书》、曹君觉《与冯静伯书》、冯超《复曹君觉先生书》、徐昂《复曹君觉书》、钱基博《与陈灨一书》、冯超《与陈灨一书》、冯超《再与陈灨一书》、冯超《答陈灨一书》等，共计十通书信。
钱基博在回信中曾提到，冯超的书信是通过国专转来，“博不能强人以从同，然亦不欲苟徇风气以张门户，俟五百年后论定之可耳”。而冯超写给钱基博的第二信中则表示：“足下谓将俟五百年后论定此间，则已与来书同载敝邑各报，即听并世之君子论之，不及俟矣。”则此时两人书信或已刊布于《大江北商报》。此外，南通文人曹君觉曾中作解人，其时任通州师范学校教师，而钱基博本人也时在无锡国专任教，据冯超复曹君觉书：“顷者两校生徒无不措意此事，并闻夫子所掌教之各校学子，亦颇汲汲冀是非之判。”由此可见，此事在当地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这些都标志着这则由私人读书札记引发的争议逐渐演变成了一桩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公众事件。
二、双方观点及各方态度
钱基博读书札记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范氏论文虽为桐城张目，其作文却与桐城路数不同：“范氏力推桐城，而文章蹊径，实不与桐城相同。其论文意求雅适，境尚平淡，义贵含蓄，法重包绾，讥骂而有敬慎之心，诙谲而有渊穆之气。此其尝于蔡燕生论文书发之，不过铺张桐城门面语耳。”第二，他引用并甚为赞同陈三立为范氏文集作序中的评语，以为范文“长于控抟旋盘，绵邈而往复”。他从范当世师承关系推导，其受曾门弟子张裕钊影响颇深，张氏行文“瘦硬盘屈，稍露筋节便形削薄”，因而范当世与同乡张謇皆继承此一瘦硬文风，范出以绵邈而张则能为横恣。第三，他提出，友人蔡达明、费师洪为文皆喜往复，与范同，戏名之云“南通派”，并归纳南通派文风“以瘦硬盘屈取劲”。第四，他回归范当世文集本身，论其不足：“范氏文议论未能茂畅，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高天厚地，拘局不舒”，以戏谑态度欲谥之以“文囚”。最后，他兼论范氏诗歌，认为其诗与陈三立齐名，却囿于江西派境界，“能入而不能出”，不过“矫平熟”而已。
冯超致钱基博的第一封信，主要观点皆与钱的读书札记针锋相对。首先，他指出范当世“师武昌而友冀州”，与张裕钊、吴汝纶为师友，其学本于桐城，而钱氏所引与蔡燕生论文书中并无为桐城张目语。其次，他表彰范文意雅平实，转而抨击钱基博行文之失有二：一是文章喜用“中华人民造国之几年”，以为不伦不类；二是其所为《费大猷家传》，采江湖小说语入文，失之雅洁。第三，他极论范诗之妙，而诋钱氏诗作未有流传，不足论其诗。最后，针对“南通派”的提法，他提出蔡达明渊源有自，费师洪仅附于徐益修（徐昂）门下，强为树派是为狭隘。
冯超的书信通过无锡国专转到钱基博手中，钱氏也意识到先前下笔分寸有过，表示札记所论不过抒发一己之见。但是，对冯信中涉及对他诗文创作批评的部分，则仍予以反击：文章使用俚俗语，遍及于史书，“中华人民造国”等同于中华民国，而又举钟嵘《诗品》证无诗亦可论诗。冯超为先师诗文名誉进行辩护的确情有可原，但钱基博反击的这几处也是冯超为讨伐钱基博而勉强拼凑的痛脚，本身难以成立。因此，冯超收到复信后，重新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范集评点上，紧扣桐城文风兼蓄阴阳刚柔，不可以形貌论范文，并抓住钱基博辩称服膺姚选《古文辞类纂》等语，指出钱氏将俚俗语入文违反桐城文章规矩，讥嘲其“言桐城而适触桐城之忌，知足下之所以学桐城矣”。 时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的文人曹君觉主张息事宁人，居中调停，不过在《与冯静伯书》中，他先是略略为钱基博开解：“阅钱君之说数行，则知其出于一时之兴会，非矜诩其见以示九州百世也……兴会所至，不暇细绎，而著为说，蹈近人整理国故者之常失，吾辈当以为戒。”同时，站在旧式文人的立场上，他也表示不希望看到同一阵营的双方矛盾加深：“且重忧时局，轻视文章之事，是又不必论矣。世敝文贱，号为文士者，宁暇相诟？”
徐昂是范当世的入门弟子，也是冯超的老师，他并不赞同曹君觉将事件归于文人相轻的解释。他指出，文章蹊径与传学并非一事，范当世传桐城之学当是无疑。至于其为文蹊径，他分析陈三立“长于控抟盘旋绵邈而往复”之评语，认为此中措词皆与阳刚相对，则可推论范文具阴柔之美，与桐城蹊径貌异神合。
《青鹤》杂志的主创人陈灨一在此年的春假前后（4月左右）分别致信钱、冯二人，不过《论范文与桐城学》仅收录钱、冯两人答信以及陈、冯之间第二次的书信往来。从现存的钱、冯复信尚无法明确陈灨一对此事件的态度，双方皆将其视作中间人。
三、渐行渐远的桐城派
范当世（1854—1905），字无错、肯堂，号伯子，江苏通州人。光绪四年（1878），他在兴化谒见刘熙载。光绪六年，他在南京凤池书院拜见张裕钊，始从之学。光绪十七年，其至天津为李鸿章次子李经迈授课。光绪三十年，病逝于上海。范当世先娶吴氏，吴氏病逝后，在吴汝纶、张裕钊的牵线搭桥和再三劝说下，续娶姚濬昌之女姚蕴素，故其与姚濬昌之子姚永朴、姚永概交好，与马其昶则为连襟。其女适陈三立之子陈衡恪，可见其与同光派关系之密切。他在清末士人之中尤以诗名。关于他在清末诗坛地位、同光派诗学主张，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但也由于其诗名之盛，使得文名因故不彰。姚永概所撰《范肯堂墓志铭》极称其诗，马其昶《范伯子文集序》，提及范氏欲其作诗，吴汝纶阻之，以为“终莫能胜彼”，突显其诗才绝伦，于其文则未有论及。陈三立《范伯子文集序》说明作序缘由，为范氏遗孀姚蕴素录副寄送，欲扬其古文名声：“且以君亲友如马通伯、姚叔节辈皆绝推隆君诗，而未及论列其文，欲余颇加月旦一言缀其后。”
冯、钱两人争论的焦点看似不过是对范当世个人的诗文评论，却牵涉此一时期桐城后学对桐城派文风的历史定位和认知，以及桐城派后学的身份归属问题。
第一，桐城派的文章规矩捉襟见肘，面临着分崩离析、失效话语的处境。冯超指责钱基博所作费氏家传掺入江湖小说语，重申“方苞氏所谓古文中不可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南北史轻佻语”等雅洁标准，并抨击钱文“中华人民造国”之类的提法，固守桐城派义法说的阵地。钱基博则指出，坚持雅洁标准不过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之举：“方望溪言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蘄于截断众流，而崇古文以卓出于史之上，诚窃以为其道隘狭，不免有时穷。不如章实斋明文史之通之为弘识远览，与道大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曾指出，古文的涵义非常狭窄，既有义法上的规定，更有语言上的限制，尤以桐城派为严格：“受了这种步步逼进的限制，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蹈矩，以求保卫语言的纯洁，消极的、像雪花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因此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纾的翻译文笔已不属于古文的范畴。
第二，桐城派的古文门径过去往往截断众流，一体独尊，虽在清末民初受到严重动摇，但其犹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弟子绵延相续，一呼众应。而钱基博在信中自述与桐城派渊源颇深，吴汝纶弟子严钊惋惜其不及事吴，笑应之曰：“恨冀州不得弟子如仆者耳。使得仆为弟子，何难张皇其学以为眉目”，不攀门户，颇为自负。另一方面，他对姚选甚为服膺：“仆于姚氏《古文辞类纂》一书，以十年之力治之，撰有解题。谬窃以为并世之治姚氏书，极深研几如仆者，当亦不多。”在无锡国专授课之际，“诏诸生治文章，必揭姚氏书以为门户”。其标举姚鼐《古文辞类纂》一书，以为古文教育学习之路径，却只是将此视为一种方法论，并非以之为倚靠。王绍曾《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提到钱基博在无锡国专开设的课程共有三门：“一门是正续《古文辞类纂》，一门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另一门是目录学。”钱亦论及章学诚之开通与桐城之闭塞，两者高下立判，同为初学进入门径则一。
第三，论辩双方皆从文章风格入手，评骘范文与桐城路数之离合，引发了关于派别与风格笔法的再思考。自称私淑姚鼐的曾国藩将经世要素纳入义理、考据、词章之中，振起文脉，独领风骚：“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有关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关系向来聚讼颇多。“湘乡派”之名称最早出自1908年李详《论桐城派》一文，钱基博通过费范九的介绍与李详亦有过从。虽李文标举湘乡之名，其实不主张派别定于一尊：“诚知文章一道，大则笼罩百家，自铸伟词，小亦钻仰先达，树义卓然，所宗何师，即为一派，譬之同源异流，归海而会，乃与古人‘邪流别’之训相合。若举天下统定一尊，犹之四渎并而为一，云此为正派，余则非是，固无此理。”在文章末尾，他再次重申古文无所谓派别：“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期无负于古人斯已矣。”则湘乡之名，最初也不过是李生无意中拈出的提法，并无门户自高的深意。
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钱基博在读书札记中将蔡达明、费师洪等人，归入范当世领衔的所谓“南通派”，声明是戏言，不过取其皆“以瘦硬盘屈取劲”，则是以一人为一宗师的概括之法。事实上，桐城派即便坚持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古文为旨归，作家作品的个人风格却难以统一和协调。这一方面，固然有文学创作自然属性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其原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章内容、形式、风格等）已无法涵盖推陈出新的写作实践。倘若将桐城派比作一面大旗，则其在同、咸之际已残破飘摇，即便能勉强拢住湘乡派诸人及桐城殿军，至纳入桐城变种林纾、严复等人已属勉强之极，改旗易帜亦指日可待。
四、尾声
《青鹤》杂志的主持人陈灨一曾撰写《论桐城派》一文，刊载于时间稍后的《青鹤》第一卷第二十期。虽其未曾明言针对何人何事，但从上下文来看，可以推断确是缘此事而感发。其基本观点是：“文章无所谓派，亦非可以派囿之也。有之惟师法而已。”因此，他抨击古文必宗桐城一派的看法，并影射此前钱、冯二人的论争：“岂料周氏一时兴到之言，而流毒及今，为文人学士聚讼之口实，实桐城派与否之争，吾犹见其人闻其声矣。”其以马其昶、陈三立为近世古文大师之守桐城家法者，而亦不赞成将林纾归入桐城之中：“闽侯林琴南好读班、马、韩、柳书，译述西方小说，累如千万言，吐词隽雅，而所为文章，实于魏叔子为近，有拟以桐城者，未为当也。”他在文末甚至还提出了桐城派之称应行废止的看法。
一九三零年代的桐城派，已逐渐远去成为供人膜拜或走下圣坛的形象，纵横交织的一缕文脉也再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