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的6月21日,发生了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曾国藩负责处理天津教案。天津教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关键词】曾国藩;天津教案;教会;侵略势力 近几年,史学界关于天津教案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说法,史学家们也在进一步研究天津教案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还是从传统的研究观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我对天津教案的认识。 一、天津教案发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是列强侵略的重要地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租地造屋,一味逞强,一直被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的6月21日,发生了天津教案。 二、天津教案的过程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教的神甫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被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是受天主教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教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没办法,只好答应。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答应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人,而且还倒拖其发辫。丰大业不听劝告,狂怒不怕中国老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 人们见丰大业出来,都让开道路。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上前就向刘杰开枪。没打中刘杰,却打伤了刘杰的跟从。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教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焚毁美国和英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共20人。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一次自卫行动。 三、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两天后,曾国藩就遵照清政府的谕旨,由省城保定前往天津查办此案。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人必不肯罢休。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曾国藩于7月10日抵达天津,他分析事情虽已过去了20天,但“百姓尚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绅民拦舆递禀者,填街溢市,“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1](p69)。 四、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 曾国藩一心一意地袒护天津府县。一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深感内疚,“此次中外无不知此狱之冤,其议令远戍,全系曲徇洋人。”[2](P35)二是因为府县均是朝廷命官, “为国权衡利害”的本意。三是因为张光藻等在天津惩治府县,会大失民心。 天津教案解决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谴责更多,卖国贼的称号加于曾国藩。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眼之间变成了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3](P87)。 天津教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曾国藩的妥协,实际上却是清政府的妥协,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舍掉了民族和国家的尊严.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 曾国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曾国藩称洋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有德于我”[4](p130)。事实上,哪一个不平等条约不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呢?曾国藩说,“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未能“坚持一心曲全邻好”[5](p27)。如有文赞扬曾国藩对外“委曲求全”的主张是“稳健之策”说:“简言之,就是在近代化的事业未成之前,在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我不是替曾国藩辩护。我可以说,这件事,使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可谓其一生中最大的败笔.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全面的认识曾国藩。 【参考文献】 [1] 高伯雨.中兴名臣曾左胡李[M].北京: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史料汇编(一)[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2-14.
【摘要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的6月21日,发生了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曾国藩负责处理天津教案。天津教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关键词】曾国藩;天津教案;教会;侵略势力 近几年,史学界关于天津教案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说法,史学家们也在进一步研究天津教案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还是从传统的研究观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我对天津教案的认识。 一、天津教案发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是列强侵略的重要地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租地造屋,一味逞强,一直被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的6月21日,发生了天津教案。 二、天津教案的过程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教的神甫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被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是受天主教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教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没办法,只好答应。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答应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人,而且还倒拖其发辫。丰大业不听劝告,狂怒不怕中国老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 人们见丰大业出来,都让开道路。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上前就向刘杰开枪。没打中刘杰,却打伤了刘杰的跟从。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教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焚毁美国和英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共20人。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一次自卫行动。 三、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两天后,曾国藩就遵照清政府的谕旨,由省城保定前往天津查办此案。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人必不肯罢休。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曾国藩于7月10日抵达天津,他分析事情虽已过去了20天,但“百姓尚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绅民拦舆递禀者,填街溢市,“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1](p69)。 四、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 曾国藩一心一意地袒护天津府县。一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深感内疚,“此次中外无不知此狱之冤,其议令远戍,全系曲徇洋人。”[2](P35)二是因为府县均是朝廷命官, “为国权衡利害”的本意。三是因为张光藻等在天津惩治府县,会大失民心。 天津教案解决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谴责更多,卖国贼的称号加于曾国藩。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眼之间变成了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3](P87)。 天津教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曾国藩的妥协,实际上却是清政府的妥协,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舍掉了民族和国家的尊严.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 曾国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曾国藩称洋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有德于我”[4](p130)。事实上,哪一个不平等条约不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呢?曾国藩说,“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未能“坚持一心曲全邻好”[5](p27)。如有文赞扬曾国藩对外“委曲求全”的主张是“稳健之策”说:“简言之,就是在近代化的事业未成之前,在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我不是替曾国藩辩护。我可以说,这件事,使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可谓其一生中最大的败笔.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全面的认识曾国藩。 【参考文献】 [1] 高伯雨.中兴名臣曾左胡李[M].北京: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史料汇编(一)[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