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剑华
文学评论 2007年04期
胡适曾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都不敢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 实际上，从晚清到“五四”乃至整个20世纪，科学人生观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现代性”的全部认识，它不仅体现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是对“进化论”思想的社会认同，“隐性”是对“实验主义”哲学的具体接受。关于“进化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学界早已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思想共识。不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国人喊了一个世纪，就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警告青年》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影响久远的文章作品，也都是“进化论”思想的直接产物。然而，学界对于“实验主义”哲学的潜在影响，则明显关注不够。“实验主义”哲学的中国言说者是胡适，他在“五四”时期翻译和发表了许多有关“实验主义”哲学的理论文章，并把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请到中国来讲学，进而扩大了他在中国知识界的知名度。胡适公开承认杜威“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②，他认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就是强调“无证不信”的“实证思维术”③；在它的视野里，科学“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所谓的科学真理都必须取决于实验室的验证结果，一切所谓的人生真理都必须取决于它对人类生活的实际意义与用处；故“实验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就是一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④。胡适对于“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与阐述，虽然肤浅但大体还是准确的。从詹姆士到杜威，他们都反复申明“实验主义”哲学只是一种方法论，目的就是要颠覆古典主义哲学的主观理性主义，“坚持事实与具体性”，以经验去解决行而上学的争论问题⑤。他们反对一切所谓真理不可动摇的抽象律例，明确指出真理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的实际内涵“即功效的意思”；“能够真实指导我们的，就是真的；经过证明确实能够做出这种指导的那种能力，正是我们所谓的真理”⑥。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实验主义”哲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胡适在他的几篇文章中，最多也只能做些常识性的引申说明，这就是“实验主义”哲学本身无法对国人发生直接影响的根本原因。但是，胡适却非常巧妙地将“实验主义”哲学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联系起来，并做了充分的主观想象与客观发挥，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功利主义因素，便被他冠以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精神，受到了整个时代的热烈追捧，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比如，茅盾在总结世界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时，就曾公然将“科学方法”、“实验精神”与“自由解放的思想”，列为是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⑦。
以冷静而理智的平和心态去重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思想起源，我们不难发现其真正的文化背景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哲学。“文学革命”之所以把“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正是他们向全社会发出了实用科学理性时代已经到来的明确信号。胡适等人首先从“历史进化论”的切入角度，大胆地运用历史“经验”去验证文言文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非合理性。因为他们知道“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⑧，“有识者流，孰敢稍存猜谤？”⑨ 但是， 在这种打着“历史进化论”的旗号去重新验证历史的过程中，他们究竟建立起了怎样的现代性逻辑思维结构呢？用胡适的话来说，“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⑩。当他以求证的眼光去重温中国文学史时，“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11)。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情感最有效的交流工具，故不同时代应有截然不同的文学言说方式。“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也是具有自然而然合理性的(12)。胡适等人一再强调文言文是死文字、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其根因就在于文言文的历史存在具有极大的非理性因素——它只是书面语言而非口头语言，它是官方语言而非民间语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化“文”与“言”长久分离的奇怪现象。胡适认为：“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正如宗教之所以为重要的宗教，它们都必须深入到百万千万群众中去。”(13) 在胡适等人看来， “白话文”是一种“活的”和“流变”性语言，它随时代而变化，早以奠定了它作为实际“国语”的历史事实。文言文则大不相同，几千年来一成不变，在现代文明日益昌盛的当今世界，“其弊甚多：（一）不适于教育国民之用，（二）不适于说明科学，（三）不能使文言渐趋一致，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感，（四）不适于传布新思想”(14)。换言之，“文言文”不仅无法获得现实生存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历史的“经验”中它同样不是国民通用的语言形式。因为“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15)。在这里，我个人所关注的并非“白话文”理论是否具有严谨缜密的科学性，而是这种理论毫不掩饰的务实性。胡适对此并不讳言，他说：“我们主张要把白话建立为一切的唯一工具”，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白话文学来打造适用于今的现代国语；而“国语必须是一种具有双重资格的方言：第一流行最广，第二已经产生了有价值的文学”(16)。这一条件是任何一种区域方言都无法满足的，只有民间流行的白话才完全符合。由于当时“有一般远见的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的利器的”缘故(17)，白话文的积极倡导与白话文学的骤然兴起，其本身就已经被赋予了实用功利主义的强烈使命意识——“文言文”老百姓看不懂，不利于现代文明思想的启蒙教育；白话文易于流行普及，是传播西方人文精神的最佳工具。如此一来，“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悟方式，无条件地接受了“真理是有用的”或“有用的即是真理”这一“实验主义”哲学的人生价值观，并很快完成了从对新文学功利主义的形式认同到对新文学功利主义内容认同的思想转变。
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大胆假设”，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艺术主张，是“艺术为人生”。只要我们排除任何思想上的主观偏见性就不难发现，这种对所谓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宗旨的“中国式”诠释，其实正是实用科学理性在新文学作家身上发生实质性影响的最好体现。鲁迅在谈及他所从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因时，便曾公开承认：“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8) 鲁迅这段话，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其一， “为人生”的文学观是服从于“启蒙主义”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并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独立的艺术主张而受到世人的热烈推崇；其二，他把“为艺术而艺术”视为是无事“消闲”的娱乐行为，又充分反映了“五四”新文学主流作家群体“积极入世”的务实态度。“为人生”直接导致了新文学“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写实主义”则目的明确地传达着“启蒙主义”的客观要求，而“启蒙主义”又集中展示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至此，“五四”新文学“白话文”的外在表现形态与“为人生”的内在表现内容，都在实用科学理性的中介作用之下，形成了最具有中国“现代”文学特色的严谨逻辑关系。
不过，在重新去解读“艺术为人生”的理论主张时，有一个疑点使我深感诧异，即：“艺术为人生”并不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导性思想。根据我个人所掌握的一些文献资料和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艺术为人生”根本无法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原词根，从西方文学词典中得到明确的定义与解释；而只是新文学作家依据自身的直觉经验，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一种主观认识。他们把“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19)，视为是西方文学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它由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20)。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强调“艺术为人生”的西方色彩，却又不以西方近代文学而是以19世纪俄罗斯文学，来作为他们“艺术为人生”主张的诠释范本。比如，鲁迅就认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解决，或是堕入神秘，沦为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21)。茅盾也认为“俄国文人自果戈里以至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不是描写黑暗专制，同情于被损害者的文学”(22)。实际上，在俄罗斯人自己的思维意识中，他们虽然属于欧洲的地理环境区域，但却与欧洲文化存在极大差异，“俄罗斯文明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把村社看作俄罗斯的某种永恒的基础和它的特殊性的保证。他们把村社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对立起来”。而这种文化形态，直接导致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平民化特征，即：“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这使得俄罗斯近代文化虽然推崇西方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但却“断言社会居于个人之上”，“这就是俄罗斯思想的主题”(23)。对于俄罗斯思想文化的接受认同，并主观武断地将其转化为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接受认同，这是“五四”新文学意识错位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新文学作家“误读”西方的历史事实。周作人对此说得非常明白：“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24) 起码周作人有一点说的十分正确，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即：俄罗斯的村社意识与中国人的小农意识，共同维系着这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传统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新文学作家所极力提倡的平民主义思想，也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苦难”与“同情”，以及托尔斯泰式的“对朴实劳动人民的爱”(25) 的情感传达方式，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精神象征。新文学作家之所以热衷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介绍，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发现俄罗斯文学的内在本质，是敢于面对复杂人生的现实问题，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法。别林斯基认为：“真诗就是现实；必须是人生的诗现实的诗，才是真诗”；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艺术自身不是目的，人生是高于艺术的；艺术的目的是解释人生，是批评人生，是对于人生发表意见”(26)。19世纪俄罗斯这两位最伟大的文艺美学家，几乎都以相同的思想表达方式，深刻地阐释了文学艺术具有改变现实生活的实际功能。他们这种“文艺目的论”或“文艺工具论”，恰好又与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学观不谋而合。所以，“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艺术为认识”主张，虽然承袭着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却又以实用科学理性精神巧妙地将其转化为是来源于俄罗斯（由于人种学的关系，中国人一直将俄罗斯与西方等同视之）。这种主观上的人为“遮蔽”性，使得新文学因“艺术为人生”而获得了“现代性”的自我价值认同。“艺术为人生”的思想出发点，自然是要凸现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作用。故“文学研究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公开申明：“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27)。既然新文学作家自觉地去效法俄罗斯文学“为人生”的神圣启蒙使命，坚信“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28)。那么他们必然要对具体的创作过程提出明确的功利主义要求，按照茅盾的解释，这个要求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而非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29)。如此一来，实用科学理性通过暴露社会现实弊端的“写实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不仅使新文学运动从其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历史烙印，同时也最终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思想理论体系。
以实用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为坚定信念的“五四”新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历史进程影响深刻而久远。从正面意义来讲，它造就了“五四”新文学前所未有过的思想震撼性；从负面意义来讲，它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艺术品格的决然丧失。我们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加以承认，由于缺乏现代哲学基础作为自身强大的理论支撑，实用科学理性直接导致了“五四”新文学作家乃至他们的后续者，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思想认识方面出现了极度混乱的理论状态。故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留下了一个关键性的重大命题迄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新文学倡导用“白话文”去取代“文言文”，如果说是出于宣传启蒙主义思想的客观时代需求，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且完全必要；但其“艺术为人生”口号能够被广大作家与学者所高度认同，则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人生”与“艺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人生”指的是“形而下”的世界“实在性”，“艺术”指的是“形而上”的精神“虚幻性”，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冲突，西方哲学对此早已阐述得非常清楚。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对立体，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中，被人为地整合成了一种完美统一的“文学艺术论”主张。与其说这是中国人现代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还不如说是在实用科学理性“遮蔽”下儒家“中庸”思想的作用结果。当然，“五四”新文学作家并非没有从主观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内在矛盾性，像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等人，都曾在他们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独特性，但他们的最终结论又无一例外都回到了功利主义的原始起点。用沈雁冰当时的说法，文学的功利性质不是其外在的附加条件，而是其身所固有的内在品性，“不能以为‘功利’云者就是‘金钱’和‘利用’的代名词”；文学上的功利主义是“政治的或社会的”，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都已“证明文学之趋于政治的与社会的”功利目的(30)。实用科学理性以其“科学”与“世界”等具有强烈诱惑性的“现代”字眼，使中国现代作家由衷地相信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人文精神。因此，“五四”新文学的思想文化启蒙，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政治意识启蒙，都与实用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可以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学术争论，但却不能否认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本身。
注释：
①②③⑧(11)(13)(16)(17) 《胡适文集》第1卷第152、263、265、127、311、307、132、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⑩(15) 《胡适文集》第2卷第228、221、46页。
⑤ 詹姆士：《实用主义的意义》，《20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卷）第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 杜威：《哲学的改造》，《20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卷）第6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⑦ 茅盾：《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载《茅盾杂文集》第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⑨ 慕楼：《论句读符号》，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6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2)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97页。
(14) 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68页。
(18)(21)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12、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50页。
(20)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41页。
(22) 沈雁冰：《社会背景与创作》，载《茅盾杂文集》第22页。
(23)(25)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49—88、第9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24)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艺术与生活》第67页，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版。
(26) 沈泽民译：《俄国的批评文学》，载《小说月报》第10卷号外“俄罗斯文学研究”。
(27) 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28) 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64页。
(29) 沈雁冰：《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载《茅盾杂文集》第6页。
(30) 沈雁冰：《文学与政治社会》，载《茅盾杂文集》第60页。
作者介绍：宋剑华，暨南大学中文系。
作者：宋剑华
文学评论 2007年04期
胡适曾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都不敢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 实际上，从晚清到“五四”乃至整个20世纪，科学人生观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现代性”的全部认识，它不仅体现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是对“进化论”思想的社会认同，“隐性”是对“实验主义”哲学的具体接受。关于“进化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学界早已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思想共识。不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国人喊了一个世纪，就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警告青年》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影响久远的文章作品，也都是“进化论”思想的直接产物。然而，学界对于“实验主义”哲学的潜在影响，则明显关注不够。“实验主义”哲学的中国言说者是胡适，他在“五四”时期翻译和发表了许多有关“实验主义”哲学的理论文章，并把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请到中国来讲学，进而扩大了他在中国知识界的知名度。胡适公开承认杜威“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②，他认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就是强调“无证不信”的“实证思维术”③；在它的视野里，科学“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所谓的科学真理都必须取决于实验室的验证结果，一切所谓的人生真理都必须取决于它对人类生活的实际意义与用处；故“实验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就是一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④。胡适对于“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与阐述，虽然肤浅但大体还是准确的。从詹姆士到杜威，他们都反复申明“实验主义”哲学只是一种方法论，目的就是要颠覆古典主义哲学的主观理性主义，“坚持事实与具体性”，以经验去解决行而上学的争论问题⑤。他们反对一切所谓真理不可动摇的抽象律例，明确指出真理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的实际内涵“即功效的意思”；“能够真实指导我们的，就是真的；经过证明确实能够做出这种指导的那种能力，正是我们所谓的真理”⑥。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实验主义”哲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胡适在他的几篇文章中，最多也只能做些常识性的引申说明，这就是“实验主义”哲学本身无法对国人发生直接影响的根本原因。但是，胡适却非常巧妙地将“实验主义”哲学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联系起来，并做了充分的主观想象与客观发挥，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功利主义因素，便被他冠以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精神，受到了整个时代的热烈追捧，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比如，茅盾在总结世界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时，就曾公然将“科学方法”、“实验精神”与“自由解放的思想”，列为是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⑦。
以冷静而理智的平和心态去重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思想起源，我们不难发现其真正的文化背景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哲学。“文学革命”之所以把“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正是他们向全社会发出了实用科学理性时代已经到来的明确信号。胡适等人首先从“历史进化论”的切入角度，大胆地运用历史“经验”去验证文言文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非合理性。因为他们知道“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⑧，“有识者流，孰敢稍存猜谤？”⑨ 但是， 在这种打着“历史进化论”的旗号去重新验证历史的过程中，他们究竟建立起了怎样的现代性逻辑思维结构呢？用胡适的话来说，“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⑩。当他以求证的眼光去重温中国文学史时，“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11)。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情感最有效的交流工具，故不同时代应有截然不同的文学言说方式。“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也是具有自然而然合理性的(12)。胡适等人一再强调文言文是死文字、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其根因就在于文言文的历史存在具有极大的非理性因素——它只是书面语言而非口头语言，它是官方语言而非民间语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化“文”与“言”长久分离的奇怪现象。胡适认为：“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正如宗教之所以为重要的宗教，它们都必须深入到百万千万群众中去。”(13) 在胡适等人看来， “白话文”是一种“活的”和“流变”性语言，它随时代而变化，早以奠定了它作为实际“国语”的历史事实。文言文则大不相同，几千年来一成不变，在现代文明日益昌盛的当今世界，“其弊甚多：（一）不适于教育国民之用，（二）不适于说明科学，（三）不能使文言渐趋一致，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感，（四）不适于传布新思想”(14)。换言之，“文言文”不仅无法获得现实生存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历史的“经验”中它同样不是国民通用的语言形式。因为“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15)。在这里，我个人所关注的并非“白话文”理论是否具有严谨缜密的科学性，而是这种理论毫不掩饰的务实性。胡适对此并不讳言，他说：“我们主张要把白话建立为一切的唯一工具”，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白话文学来打造适用于今的现代国语；而“国语必须是一种具有双重资格的方言：第一流行最广，第二已经产生了有价值的文学”(16)。这一条件是任何一种区域方言都无法满足的，只有民间流行的白话才完全符合。由于当时“有一般远见的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的利器的”缘故(17)，白话文的积极倡导与白话文学的骤然兴起，其本身就已经被赋予了实用功利主义的强烈使命意识——“文言文”老百姓看不懂，不利于现代文明思想的启蒙教育；白话文易于流行普及，是传播西方人文精神的最佳工具。如此一来，“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悟方式，无条件地接受了“真理是有用的”或“有用的即是真理”这一“实验主义”哲学的人生价值观，并很快完成了从对新文学功利主义的形式认同到对新文学功利主义内容认同的思想转变。
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大胆假设”，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艺术主张，是“艺术为人生”。只要我们排除任何思想上的主观偏见性就不难发现，这种对所谓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宗旨的“中国式”诠释，其实正是实用科学理性在新文学作家身上发生实质性影响的最好体现。鲁迅在谈及他所从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因时，便曾公开承认：“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8) 鲁迅这段话，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其一， “为人生”的文学观是服从于“启蒙主义”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并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独立的艺术主张而受到世人的热烈推崇；其二，他把“为艺术而艺术”视为是无事“消闲”的娱乐行为，又充分反映了“五四”新文学主流作家群体“积极入世”的务实态度。“为人生”直接导致了新文学“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写实主义”则目的明确地传达着“启蒙主义”的客观要求，而“启蒙主义”又集中展示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至此，“五四”新文学“白话文”的外在表现形态与“为人生”的内在表现内容，都在实用科学理性的中介作用之下，形成了最具有中国“现代”文学特色的严谨逻辑关系。
不过，在重新去解读“艺术为人生”的理论主张时，有一个疑点使我深感诧异，即：“艺术为人生”并不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导性思想。根据我个人所掌握的一些文献资料和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艺术为人生”根本无法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原词根，从西方文学词典中得到明确的定义与解释；而只是新文学作家依据自身的直觉经验，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一种主观认识。他们把“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19)，视为是西方文学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它由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20)。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强调“艺术为人生”的西方色彩，却又不以西方近代文学而是以19世纪俄罗斯文学，来作为他们“艺术为人生”主张的诠释范本。比如，鲁迅就认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解决，或是堕入神秘，沦为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21)。茅盾也认为“俄国文人自果戈里以至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不是描写黑暗专制，同情于被损害者的文学”(22)。实际上，在俄罗斯人自己的思维意识中，他们虽然属于欧洲的地理环境区域，但却与欧洲文化存在极大差异，“俄罗斯文明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把村社看作俄罗斯的某种永恒的基础和它的特殊性的保证。他们把村社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对立起来”。而这种文化形态，直接导致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平民化特征，即：“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这使得俄罗斯近代文化虽然推崇西方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但却“断言社会居于个人之上”，“这就是俄罗斯思想的主题”(23)。对于俄罗斯思想文化的接受认同，并主观武断地将其转化为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接受认同，这是“五四”新文学意识错位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新文学作家“误读”西方的历史事实。周作人对此说得非常明白：“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24) 起码周作人有一点说的十分正确，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即：俄罗斯的村社意识与中国人的小农意识，共同维系着这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传统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新文学作家所极力提倡的平民主义思想，也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苦难”与“同情”，以及托尔斯泰式的“对朴实劳动人民的爱”(25) 的情感传达方式，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精神象征。新文学作家之所以热衷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介绍，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发现俄罗斯文学的内在本质，是敢于面对复杂人生的现实问题，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法。别林斯基认为：“真诗就是现实；必须是人生的诗现实的诗，才是真诗”；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艺术自身不是目的，人生是高于艺术的；艺术的目的是解释人生，是批评人生，是对于人生发表意见”(26)。19世纪俄罗斯这两位最伟大的文艺美学家，几乎都以相同的思想表达方式，深刻地阐释了文学艺术具有改变现实生活的实际功能。他们这种“文艺目的论”或“文艺工具论”，恰好又与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学观不谋而合。所以，“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艺术为认识”主张，虽然承袭着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却又以实用科学理性精神巧妙地将其转化为是来源于俄罗斯（由于人种学的关系，中国人一直将俄罗斯与西方等同视之）。这种主观上的人为“遮蔽”性，使得新文学因“艺术为人生”而获得了“现代性”的自我价值认同。“艺术为人生”的思想出发点，自然是要凸现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作用。故“文学研究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公开申明：“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27)。既然新文学作家自觉地去效法俄罗斯文学“为人生”的神圣启蒙使命，坚信“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28)。那么他们必然要对具体的创作过程提出明确的功利主义要求，按照茅盾的解释，这个要求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而非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29)。如此一来，实用科学理性通过暴露社会现实弊端的“写实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不仅使新文学运动从其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历史烙印，同时也最终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思想理论体系。
以实用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为坚定信念的“五四”新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历史进程影响深刻而久远。从正面意义来讲，它造就了“五四”新文学前所未有过的思想震撼性；从负面意义来讲，它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艺术品格的决然丧失。我们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加以承认，由于缺乏现代哲学基础作为自身强大的理论支撑，实用科学理性直接导致了“五四”新文学作家乃至他们的后续者，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思想认识方面出现了极度混乱的理论状态。故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留下了一个关键性的重大命题迄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新文学倡导用“白话文”去取代“文言文”，如果说是出于宣传启蒙主义思想的客观时代需求，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且完全必要；但其“艺术为人生”口号能够被广大作家与学者所高度认同，则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人生”与“艺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人生”指的是“形而下”的世界“实在性”，“艺术”指的是“形而上”的精神“虚幻性”，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冲突，西方哲学对此早已阐述得非常清楚。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对立体，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中，被人为地整合成了一种完美统一的“文学艺术论”主张。与其说这是中国人现代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还不如说是在实用科学理性“遮蔽”下儒家“中庸”思想的作用结果。当然，“五四”新文学作家并非没有从主观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内在矛盾性，像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等人，都曾在他们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独特性，但他们的最终结论又无一例外都回到了功利主义的原始起点。用沈雁冰当时的说法，文学的功利性质不是其外在的附加条件，而是其身所固有的内在品性，“不能以为‘功利’云者就是‘金钱’和‘利用’的代名词”；文学上的功利主义是“政治的或社会的”，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都已“证明文学之趋于政治的与社会的”功利目的(30)。实用科学理性以其“科学”与“世界”等具有强烈诱惑性的“现代”字眼，使中国现代作家由衷地相信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人文精神。因此，“五四”新文学的思想文化启蒙，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政治意识启蒙，都与实用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可以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学术争论，但却不能否认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本身。
注释：
①②③⑧(11)(13)(16)(17) 《胡适文集》第1卷第152、263、265、127、311、307、132、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⑩(15) 《胡适文集》第2卷第228、221、46页。
⑤ 詹姆士：《实用主义的意义》，《20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卷）第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 杜威：《哲学的改造》，《20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卷）第6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⑦ 茅盾：《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载《茅盾杂文集》第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⑨ 慕楼：《论句读符号》，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6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2)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97页。
(14) 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68页。
(18)(21)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12、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50页。
(20)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41页。
(22) 沈雁冰：《社会背景与创作》，载《茅盾杂文集》第22页。
(23)(25)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49—88、第9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24)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艺术与生活》第67页，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版。
(26) 沈泽民译：《俄国的批评文学》，载《小说月报》第10卷号外“俄罗斯文学研究”。
(27) 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28) 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64页。
(29) 沈雁冰：《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载《茅盾杂文集》第6页。
(30) 沈雁冰：《文学与政治社会》，载《茅盾杂文集》第60页。
作者介绍：宋剑华，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