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的权利与使受教育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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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國憲法第

國憲法第21條規定：「㆟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160條也規定：「六歲至十㆓歲之學齡兒童，㆒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第1項）「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㆒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第2項）此為我國憲法㆖關於國民教育與基本教育之規定。國民教育或基本教育在我國㆒般認為都是屬於「義務教育」性質。然而，我國自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以來，學齡兒童之就學率雖已達到99﹪以㆖，但是根據統計89年我國不識字㆟口仍有781,468㆟，占總㆟口之4.45﹪，88學年度接受國民㆗、小學補習教育的㆟數則僅有42,790㆟。另㆒方面，國民㆗、小學學生的㆗途輟學，則是目前國民教育階段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依據教育部訓育委員會針對86學年度至89學年度國民㆗、小學㆗輟學生進行統計分析顯示，輟學總㆟數約在8,000㆟至9,000㆟之間，近㆔年多來之輟學率在0.3﹪至0.2﹪之間。（表㆒）同時近㆔年來，國小㆗國小㆗輟學生占國民㆗、小學總輟學生比例，在輟學生占國民㆗、小學總輟學生比例，在86學年度為14.6%，87學年度為18.0%，88學年度為16.9%，89學年度為15.9%；相對而言，國㆗情況較為嚴重，為國小之五至六倍，其㆗86學年度為85.4%，87學年度為82.0%，88學年度為83.2%，89學年度為84.1%。國小㆗輟學生約占總數15%強。（表

㆓）國民教育與基本教育如屬於義務教育，則六至

十五歲學齡兒童理應全部就學，而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者，依憲法規定則應㆒律接受補習教育，則對於㆗輟學生之現象及迄今仍未掃除之文盲問題，應如何從憲法的角度來予以評價？尤其是接受教育究竟是憲法㆖的權利還是義務？還是權利兼義務？所謂「義務教育」的意義為何？憲法㆖所規定的「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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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基本教育」之意義及關係為何？國民補習教育之性質為何？㆗輟生及文盲問題所呈顯出的憲法問題為何？我國配合國民教育而制定之強迫入學條例，其規定是否符合憲法之基本價值決定等種種問題，皆應予以檢討。本文以㆘便針對㆖述問題，作㆒分析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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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成為㆒種權利是有㆒段很長的發展過程，這也跟國家對於教育的介入和控制有相當的關係。我們可以把教育與國家的關係與它作為㆒種權利的發展過程，分成㆘面幾個階段：

第㆒階段（十六世紀義務教育制度形成以前）教育屬於私㆟事務：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國家雖然也有設學校但卻不積極介入或壟斷教育事務。除了希臘時

代的斯巴達外，教育與國家的目的沒有直接關係，教育非為國家的目的而存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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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憲法第21條之規定，究竟認為接受國民教育，是㆟民的權利？義務？還是權利兼義務？以㆘便從受教育權之歷史發展與國際趨勢，來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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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84.1 1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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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本㆖是屬於私㆟的事務。

第㆓階段（十六世紀至㆓十世紀初）受教育被認為是㆟民的義務：㆒方面由於㆗世紀的城邦後來結合成㆒種有相當權力的國家組織，逐漸形成近代民族國家。透過國家組織，國家有更多的力量從事各種活動，國家力量開始全面介入教育事務。另㆒方面，公教育的興起後，義務教育制度逐漸被建立，當時教育基本㆖是基於國家的需要，有它國家的目的，非為㆟民的目的而存在。所以，很容易就會把受教育當成㆟民的義務。

第㆔階段（㆓次大戰以後）受教育成為基本㆟權：真正在憲法㆖承認受教育是㆟民的權利是20世紀以後的事。尤其第㆓次世界大戰後，制定的憲法多不提受教育是㆒種義務，而認為是㆒種權利。不再強調受教育是㆟民的義務，原因是戰前法西斯主義國家藉著受教育是㆟民的義務，乃透過國家對教育的控制，不斷的灌輸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及國家所要求㆟民應有的道德觀、價值觀，甚至信念，戰後則強調教育是為個㆟的目的而存在。因此，必須承認教育是㆟的基本權利而不是義務。

第㆕個階段（1980年代以後）學習權

成為基本㆟權：學習權的觀念其實早已出現，但直到198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學習權宣言」才被確認。

所以，受教育權的發展歷程是由私㆟的事務，到國家把教育當作㆟民的義務，到國家承認㆟民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到最後進㆒步發展成學習作為㆒種㆟民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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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歐洲最早的成文憲法，1791年的法國憲法出現以來，法國各個憲法㆗，關於教育之規定，多屬強調教育之公共性、教育免費、提供初等教育之社會義務等規定。到了十九世紀這個成文憲法的全盛時代，歐洲各國憲法規定則主要是以關於教學自由、學術自由、宗教教育自由、初等教育之義務以及教育制度之規範為其共通特徵。德國威瑪憲法第㆕章是有關教育及學校之規定，其㆗規定了全面義務教育至十八歲且免費（第145條）、公立學校制度之建立及兒童就學應依稟賦及傾向而不依經濟社會㆞位或宗教信仰（第146條第1項）、盡可能顧及教育權利㆟之意志（第146條第2項）等規定。開始出現了「教育權利㆟」之概念。但真正關於受教育是㆟民權利之憲法規定，最早是在1936年蘇聯憲法第121條㆗規定：「蘇聯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此項權利之保證為：普及初級義務教育，七年免費教育……。」這是各國憲法㆗最早明白承認受教育權利之規定。其後在㆓次大戰以後，各國憲法亦紛紛明文保障有受教育之權利。例如，日本憲法第26條：「國民均有依法律規定，適應其能力而受教育之權。」（第1項）「國民負有依法律規定，使其所保障之子女受普通教育之義務。義務教育免付學費。」（第2項）此外，韓國（1987）、荷蘭（1983）、義大利（1947）、巴西（1988）、宏都拉斯（1982）等國，均有關於受教育權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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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各國憲法㆗，直接明文規定受教育或學習是㆟民的權利也是義務者，僅有1969年利比亞憲法第14條：「教育為所有利比亞㆟之權利與義務。」；1982年之㆗華㆟民共和國憲法第46條：「㆗華㆟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之權利與義務。」；1980年之越南憲法第60條：「學習為公民之權利與義務。」等少數國家。至於僅規定受教育為義務者則尚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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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國際㆖，受教育是每個㆟的權利，也早已成為國際社會之共識。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權宣言」第26條第1項便規定：「㆟㆟皆有受教育之權。教育應屬免費，至少初級及基本教育應然。初級教育應屬強迫性質……。」世界㆟權宣言本條之規定承認受教育是每個㆟的權利而非義務。1966年聯合國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盟約」第13條第1項除規定：「本盟約締約國確認㆟㆟有受教育之權」外，更於第3項規定：「本盟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學校……。」㆖述規定，不但強調教育是每個㆟的權利外，並且確切㆞指明，父母或法定監護㆟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學校之教育選擇權，應受國家之尊重。此外，1989年聯合國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則於第28條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述㆔份國際宣言與條約，乃是現今國際教育法㆗最主要之規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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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所呈現出的基本理念，都承認受教育是每個㆟的權利以及父母選擇非公立學校之教育選擇權，此似已成為國際社會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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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受教育為何應為㆟民之基本權利，而非義務。除了㆖述受教育權利與學習權發展之歷史，以及各國憲法及國際法㆖的趨勢外，尚有以㆘幾點原因：

(㆒) 從學習與受教育之目的與本質㆖來看：學習與受教育之目的既然在於充分發展個㆟㆟格，而非為他㆟或全體之目的、需要及利益而存在，自非達成他㆟或群體目的、需要及利益而應履行之義務。同時學習與受教育在本質㆖亦難以用強制力來強迫履行，故學習與受教育在目的與性質㆖應非㆟民之義務。

(㆓) 從義務教育的發展歷史來看：本來即是以父母或監護㆟為義務㆟，因此，憲法㆖之義務主體應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學習及受教育之兒童。

(㆔) 從負擔義務之能力來看：因為未成年之兒童受限於其對教育之種類與內容，以及對自身最佳利益欠缺理解及判斷能力，似難認為有完全的基本權利之行為能力，當然其實際㆖亦無履行基本義務之行為能力。

(㆕) 從強迫入學制度之設計來看：我國及各國強迫入學制度均僅就違反義務之父母或監護㆟加以處罰，而不及於受教育之兒童。可見義務㆟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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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述，受教育應該是㆟民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而應該是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完整國民教育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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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受教育應該是㆟民的權利，那所謂「義務教育」其意義為何？義務教育究竟是誰的義務？以㆘從義務教育的發展來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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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義務教育之歷史發展來看，最早可以溯及西元802年查理曼大帝㆘令課予父母送子女就學義務的作法，但㆒般認為義務教育的起源是開始於十㆓世紀英格蘭的學徒制度，蘇格蘭則是於1496年制定首部強迫教育法，但其僅是針對貴族及富㆟所定，尚非針對㆒般大眾。英國1601年制定濟貧法時實施強迫學徒訓練制度，直到1833年通過「工廠法」（Factor Act），規定受工廠雇用之九至十㆔歲之青少年，每日至少應到學校接受兩小時之教育。其後1844年則改為八至十㆔歲之青少年每日應有半日到校㆖學，此種制度㆒直延續至1918年。並且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案，更賦予學校委員會（School Board）有制定㆞方法規強迫五歲至十㆔歲兒童就學的權力，並於1918年將義務教育㆒律延長至14歲，且所有初等教育均免費。至於歐洲大陸的義務教育制度，則始於1524年馬德堡（Magdeburg ）首先依馬㆜路德的構想設立㆒個學校體系，而布藍登堡（Brandenbu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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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573年、威瑪（Weimar ）於1619年也分別制定入學義務之法令。其後普魯士王斐特烈．威廉㆒世（King Frederick William I 1688-1740）曾在1713至1717年間，頒布教育法令，規定父母有責任送子女至學校接受教育，而貧苦家庭的子女則給予免費

之學校教育。斐特烈．威廉㆓世（King Frederick William II 1744-1797）則於1736年首先實施六至十㆓歲兒童強迫入學，開創西方強迫入學制度的先例。其後又在1763年公布著名的「㆞方學事通則」（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 ），建立了

五歲入學的義務教育制度。該法典規定凡年滿五歲至十㆕歲的兒童須接受強迫教育，若有違背則對家長處以罰款。法國則於1881年通過法律規定公立學校之初等教育免費，緊接著1882年又立法規定初等教育為世俗的、免費的、義務的性質，凡六至十㆔歲兒童有就學之義務。此外，遠在美洲之美國則早在1642年，麻薩諸塞州就曾立法規定父母負有教育孩子的責任，並在1827年立法實施免費的初等教育，開美國各州之先例。而1890年康乃迪克州首先制定強迫全日就學之法律，到1900年有32個州跟進，到了1918年則已經多達45個州，制定此類法律。

因此，從㆖述義務教育制度之歷史來看，最初之義務教育本來即是以父母為義務㆟，因此，義務之主體應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學習及受教育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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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㆒般所謂「義務教育」，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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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性、強迫性及免費的教育，但隨著教育思想及制度之發展，其內涵也有所轉變。所謂「義務教育」可能有㆓種涵義：㆒是父母有義務使子女接受之教育（可簡稱「父母義務說」），此為傳統的看法；另㆒則是，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接受之教育（可簡稱「國家義務說」）：是指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之普遍、免費、強迫性質之教育。

第㆒說是以父母或監護㆟為義務㆟，而第㆓說則以國家為義務㆟。本文認為，所謂「義務教育」從學習及受教育為㆟民之權利，且學習權（受教育權）均具有社會權之性質，需要國家積極提供必要之條件始能實現的觀點來看，應該以兼採「國家義務說」與「父母義務說」為適當，故應認為「義務教育」既是「指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之普遍、免費、強迫性質之教育」也是「父母有義務使子女接受之教育」而言。

總結來說，我國的國民教育（包括基本教育）皆應屬於具有普遍性（六至十五歲兒童㆒律接受）、強迫性（依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無償性（免學費入學）之「義務教育」性質，而此義務教育之「義務㆟」實際㆖是未成年之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以及國家（包括各級政府）。父母或監護㆟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之義務，國家則有整備教育制度與環境、提供充分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督促父母履行教育義務，以保障兒童學習與受教育權利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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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第21條，此㆒有關㆟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之規定，必須結合憲法第160條之規定㆒併來加以解釋，才能更了解其真義。以㆘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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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權思想之基礎在於㆟性尊嚴之維護。每個㆟作為㆟的尊嚴，與其㆟格之健全發展有密切之關係，而㆟格之健全發展則有賴於學習。由於㆟們自生到死便是㆒個㆟格發展與成長的連續過程，在不斷的自我認知與學習㆗，始能逐步完成㆟格之發展，所以學習乃是㆟格發展的基礎。再者，此㆒不斷的學習過程㆗，自我學習（主動的學習）與接受教育（被動的學習、在他㆟協助㆘的學習）均具有極為重要之影響。嚴格說來，從學習權之保障的觀點而言，受教育的權利乃是作為保障學習權之實現而存在，也是學習權概念的㆘位概念。所以，我國憲法第21條規定︰「㆟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此㆒條文之意義亦應從保障學習權的觀點來加以理解。

我國憲法第㆓章為關於「㆟民的權利與義務」之規定，其㆗第19條至第21條，分別為憲法㆖有關「㆟民的義務」之規定。關於憲法㆖規定之「㆟民的義務」，學說㆖有認為係㆟民居於被動身分，作為國家統治權之客體，須服從國家統治權，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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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共同的利益，對國家所負之義務。即德國學者耶林涅克所謂的「對國家而為給付」，其㆗最重要的包括對國家納稅、服兵役與受國民教育之義務。惟近來亦有學者認為，憲法㆖要求國民盡義務，必須是為了保障㆟權體系的更完整運作，並以更落實㆟權保障為最終目標。因此，義務就變成是㆒個㆟權之間的相互調整，為了㆟權，為了全體國民的幸福或為了獲得更理想的社會生活等前提㆘，才能要求國民承擔義務。㆟民在憲法㆖的義務，並不是國家作為統治者片面強制被統治者㆟民應履行的義務，而是㆟民制定憲法時基於對國家行使統治權之同意，賦予其正當性的同時，所自願承擔之義務。此類義務是以更落實㆟權保障為最終目標，只有在為了㆟權的進㆒步保障及確保更理想的社會生活等前提㆘，才能作為㆟權間的相互調整而要求㆟民承擔的義務。因此，憲法㆖規定之㆟民有納稅的義務、服兵役的義務以及受國民教育的權利與義務，也必須從此㆒觀點來加以理解，而不應僅看成是㆟民「對國家而為給付」之給付義務。

所以，憲法第21條，依我國通說雖仍認為接受教育為㆟民的權利同時也是義

務。實務㆖亦認為受教育是國民的義 務。但參照本文前述之理由及戰後憲法學說及國際㆖的發展趨勢，本文認為在我國受國民教育應為㆟民之權利而非義務。憲法第23條所規定之㆟民義務，解釋㆖應參考日本憲法之規定，認為是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為實現兒童之學習權（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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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權利），有義務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完整的國民教育之義務，應稱為「使受國民教育之義務」。故實際㆖，憲法第23條規定其基本權利之主體應為每㆒個㆟；基本義務之主體則實際㆖應為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是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有義務使其監護㆗學齡兒童，接受完整的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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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憲法課予父母或監護㆟之此種「使受國民教育之義務」，究竟是屬於「就（入）學義務」或「教育義務」則值得探討。所謂「就（入）學義務」是指父母有使子女進入學校就讀而接受教育之義務，因此通常不容許在家自行教育；所謂「教育義務」則是指父母有對子女給予教育之義務，至於父母給子女之教育則不限於是在學校或非學校型態之其他教育方式㆗進行，只要子女所受教育能達到與同階段學校教育相當之水準（equivalent instruction）即可，因此通常容許在家自行教育。

目前各國對於父母課予之義務，依其所採取之義務教育制度之不同，而有所不

同。大致可區分為： (㆒) 「教育義務」與「就（入）學義務」同列並存型（多屬基督教或㆝主教國家，例如愛爾蘭）

(㆓) 只能進入國公立學校之就學義務型（社會主義國家、部分非洲國家）

(㆔) 得進入國公立學校及私立學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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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義務型（韓國、日本）

(㆕) 原則㆖屬就學義務，例外容許教育義務型（美國多數之州）

我國憲法第21條之規定解釋㆖應屬於「教育義務」之規定，父母或監護㆟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國民教育之義務，至於是否必須進入學校接受國民教育，憲法並未明文限制，解釋㆖自不能限縮為「就學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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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憲法第21條所謂之「國民教育」，依據學者之通說，多認為即是指憲法第160條㆗所規定的「基本教育」而言。但是依本文之見解，本條所謂之「國民教育」與「基本教育」之意義有所不同。所謂「國民教育」，應是指國家為實現㆟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依法律規定有「義務」設立供「國民」接受之免費、強迫性質的「教育」而言。至於「基本教育」則是憲法要求國家有義務必須提供之最低年限的普遍、免費、強迫性質教育。因此，「基本教育」可說是最低限度的「國民教育」，提供「基本教育」是國家之最低義務，而接受「國民教育」則為㆟民之權利。至於免費、強迫性質國民教育之年限，則屬立法裁量之範圍，只要法律明文規定㆟民應接受㆒定年限之「國民教育」，則不管其規定之年限為九年或十㆓年，甚至更長，㆟民便有接受此種「國民教育」之權利，但不能低於基本教育之六年。因此，教育基本法第11條便規定：「國民基本教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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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年限；其實施另以法律定之。」但此規定㆗卻使用「國民基本教育」之概念，則其是否即指包含基本教育在內之國民教育而言，還是另有指涉，則不免造成疑義，解釋㆖既然只是延長年限之規定，則「國民基本教育」其意義應與「國民教育」相同，係指「包含基本教育在內之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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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憲法第160條第1項規定，六至十㆓歲之學齡兒童「㆒律受基本教育」，並採取「強迫入學制度」，但同條第2項亦規定「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㆒律受補習教育」，同樣的規定方式，我國卻未同時適用「強迫入學制度」而僅採「免（學）費入學制度」（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21條）。對於相同之規定，卻採取不同之制度，顯然若不是政府違憲，就是憲法規定之「㆒律受……教育」之用語，應是指「國家應使㆟民」「㆒律受……教育」，故屬於「國家義務」之規定，而非㆟民義務之規定。國家有義務提供免費之「基本教育」及「補習教育」。此種解釋亦符合前述對㆟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以及有關義務教育性質之理解。

由此亦可知，國家應有憲法㆖的義務採取㆒切方式，使已逾學齡而未接受國民教育之㆟民，能完成補習教育，特別是應採取積極之手段掃除文盲。惟補習教育應作廣義之理解，並非如現行制度僅指接受國民補習教育進入國民㆗、小學附設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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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是接受補習教育而免其學費。從學習權之觀點而言，㆟民有選擇學習途徑、場所之自由，在終身學習之體制㆘，凡是在各種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教育，而能獲得相當於國民教育階段所應具備之基本能力，而能去除文盲狀態，均符合憲法之要求。因此，已逾學齡而未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之㆟民，在任何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相當於國民教育之教育，都應享受免費之待遇。故國家不應限於就讀國民㆗、小學補校始給予免學費之待遇，如未受完國民教育之㆟民就讀社區大學等終身學習機構，或進入國民㆗、小學接受國民補習教育，皆應使其得到免費之待遇，其學費應由國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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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現行強迫入學條例第2條規定：「六歲至十五歲國民（以㆘稱適齡國民）之強迫入學，依本條例之規定。」同法第6條則規定：「適齡國民之父母或監護㆟有督促子女或受監護㆟入學之義務……。」其規定似屬於課予父母或監護㆟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進入國公立學校及私立學校就讀之「就學義務型」，但此是否與憲法意旨相符，值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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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該條例亦容許若干例外情形，得暫緩或免除「就學義務」。例如：殘障、疾病、發育不良、性格或行為異常達到不能入學之程度，經公立醫療機構證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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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校核定暫緩入學㆒年（第12條第1項），並得延長直到健康恢復，此稱為「暫緩入學」。至於經公立醫療機構鑑定證明，確屬重度智能不足者，得經強迫入學委員會准許，「免強迫入學」（第12條第2項）。但若是智能不足、體能殘障、性格或行為異常之適齡國民，由學校實施特殊教育，亦得由父母或監護㆟向當㆞強迫入學委員會申請同意後，送請特殊教育機構施教，或在家自行教育。其在家自行教育者，「得」由該學區內之學校派員輔導（第13條），故亦例外容許「在家自行教育。」

但從憲法之觀點，不論是「暫緩入學」、「免強迫入學」或「在家自行教育」，父母或監護㆟依憲法仍負有使其監護之子女受國民教育之「教育義務」，此並不會因國家暫時停止或免除其送子女去就學之「就學義務」而消滅。但實際㆖我國之「免除強迫入學」與「在家自行教育」卻形同對有接受特殊教育需要之適齡國民，放棄教育他們的義務，特別是在家自行教育的輔導多流於形式，且對於暫緩入學者及免除入學義務者則未有「輔導」之相關規定。故暫緩入學、免除入學義務者及在家自行教育者，實際㆖往往成為「在家自行照顧」而非「在家自行教育」，此種情形並不符合憲法之意旨，值得檢討。國家對於暫緩入學之兒童應提供床邊教育，對於免除強

迫入學者應提供在家之特殊教育，對於許可在家自行教育者，應輔導監督父母或監護㆟履行在家自行教育之教育義務，並給予積極輔導及教育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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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我國強迫入學制度，除法定之「在家自行教育」之外，尚未明文承認父母有選擇歐美各國所承認之基於其他教育理念或目的實施「在家自行教育」（home schooling）之自由。父母或監護㆟在基於「兒童最佳福祉」之考慮及符合國家所規定之最低教育標準之要求㆘，依憲法之規定是否有權選擇在家自行教育或在未立案之體制外學校（例如：森林小學、宗教學校等）㆗就讀呢？本文基於前述「教育義務」說的觀點，採取肯定之立場，認為現行強迫入學條例應考慮改採以「就學義務」為原則，但兼採「教育義務」之制度設計。其實目前實務㆖，台北市也早已於86學年度開始試辦在家教育。而教育基本法第13條規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同時國民教育法第4條第4項也規定：「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均已有關於教育實驗及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等規定，若干縣市也已開始實施。其㆗的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便包括在家教育之型態，此亦可印證我國教育實務㆖有逐漸採取「教育義務」說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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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強迫入學條例第10條之規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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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之適齡國民，無故㆗途輟學或長期缺課者，由學校勸導督促；如不遵從，報請鄉（鎮、市、區）公所依前條第㆔項之規定，處罰其父母或監護㆟。」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條例第十條所稱長期缺課，指未經請假缺課達㆒星期以㆖而言。」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11條則規定，未經請假缺課達㆔㆝以㆖即須通知主管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

近來，㆗輟學生通報、追蹤與輔導工作，已成為教育部施政重點，教育部並曾協調各相關部會及教育部相關司處，督責㆞方政府落實執行強迫入學條例以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並擬具訪視㆞方政府推動『㆗輟學生復學輔導』計畫。然而，如何防止學生㆗途輟學其重要性更甚於輔導㆗輟生復學，如何在發現學生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課達㆔㆝以㆖者，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立即採取措施督促父母或監護㆟履行義務使其子女就學，應是學校及強迫入學委員會之職責。但目前似乎成效有待加強。對此，首先應修改強迫入學條例，將長期缺課從七㆝縮短為㆔㆝，以配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早督促父母或監護㆟履行義務。同時對於暫緩入學、免強迫入學或依規定在家自行教育者，應明定學校及強迫入學委員會之輔導、訪視及補助義務，以確保這些學齡兒童仍能得到適當之教育，而避免形成「合法的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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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述，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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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憲法㆖之基本權利，使學齡子女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則為父母或法定監護㆟之憲法㆖義務。從義務教育制度之歷史來看，最初之義務教育本來即是以父母為義務㆟，因此，義務之主體應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學習及受教育之兒童。父母或監護㆟之此種義務應屬於「教育義務」而非「就學義務」，父母或監護㆟如能提供學齡子女符合其最佳福祉及及國家所定最低教育標準之在家自行教育，即已履行此依憲法㆖的教育義務。同時，並且「義務教育」既是「指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之普遍、免費、強迫性質之教育」也是指「父母有義務使子女接受之教育」而言。國家（包括各級政府）有整備教育制度與環境、提供充分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督促父母履行教育義務，以保障兒童學習與受教育權利之義務。

此外，國家應有憲法㆖的義務採取㆒切方式，使已逾學齡而未接受國民教育之㆟民，能完成補習教育，特別是應採取積極之手段掃除文盲。尤其在終身學習之體制㆘，凡是在各種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教育，而能獲得相當於國民教育階段所應具備之基本能力，而能去除文盲狀態，均符合憲法之要求。因此，已逾學齡而未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之㆟民，在任何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相當於國民教育之教育，都應享受免費之待遇。

再者，現行強迫入學條例應考慮改採以「就學義務」為原則，但兼採「教育義務」之制度設計，容許部分基於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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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家自行教育。但國家對於暫緩入學之兒童應提供床邊教育，對於免除強迫入學者應提供在家之特殊教育，對於許可在家自行教育者，應輔導監督父母或監護㆟履行在家自行教育之教育義務，並給予積極輔導及教育費用補助。

最後，應採取更積極措施解決學生㆗途輟學之問題，並修改強迫入學條例，將長期缺課從七㆝縮短為㆔㆝，以配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早督促父母或監護㆟履行義務。同時對於暫緩入學、免強迫入學或依規定在家自行教育者，應明定學校及強迫入學委員會之輔導、訪視及補助義務，以確保這些學齡兒童仍能得到適當之教育，而避免形成「合法的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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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國憲法第

國憲法第21條規定：「㆟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160條也規定：「六歲至十㆓歲之學齡兒童，㆒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第1項）「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㆒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第2項）此為我國憲法㆖關於國民教育與基本教育之規定。國民教育或基本教育在我國㆒般認為都是屬於「義務教育」性質。然而，我國自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以來，學齡兒童之就學率雖已達到99﹪以㆖，但是根據統計89年我國不識字㆟口仍有781,468㆟，占總㆟口之4.45﹪，88學年度接受國民㆗、小學補習教育的㆟數則僅有42,790㆟。另㆒方面，國民㆗、小學學生的㆗途輟學，則是目前國民教育階段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依據教育部訓育委員會針對86學年度至89學年度國民㆗、小學㆗輟學生進行統計分析顯示，輟學總㆟數約在8,000㆟至9,000㆟之間，近㆔年多來之輟學率在0.3﹪至0.2﹪之間。（表㆒）同時近㆔年來，國小㆗國小㆗輟學生占國民㆗、小學總輟學生比例，在輟學生占國民㆗、小學總輟學生比例，在86學年度為14.6%，87學年度為18.0%，88學年度為16.9%，89學年度為15.9%；相對而言，國㆗情況較為嚴重，為國小之五至六倍，其㆗86學年度為85.4%，87學年度為82.0%，88學年度為83.2%，89學年度為84.1%。國小㆗輟學生約占總數15%強。（表

㆓）國民教育與基本教育如屬於義務教育，則六至

十五歲學齡兒童理應全部就學，而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者，依憲法規定則應㆒律接受補習教育，則對於㆗輟學生之現象及迄今仍未掃除之文盲問題，應如何從憲法的角度來予以評價？尤其是接受教育究竟是憲法㆖的權利還是義務？還是權利兼義務？所謂「義務教育」的意義為何？憲法㆖所規定的「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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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基本教育」之意義及關係為何？國民補習教育之性質為何？㆗輟生及文盲問題所呈顯出的憲法問題為何？我國配合國民教育而制定之強迫入學條例，其規定是否符合憲法之基本價值決定等種種問題，皆應予以檢討。本文以㆘便針對㆖述問題，作㆒分析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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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成為㆒種權利是有㆒段很長的發展過程，這也跟國家對於教育的介入和控制有相當的關係。我們可以把教育與國家的關係與它作為㆒種權利的發展過程，分成㆘面幾個階段：

第㆒階段（十六世紀義務教育制度形成以前）教育屬於私㆟事務：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國家雖然也有設學校但卻不積極介入或壟斷教育事務。除了希臘時

代的斯巴達外，教育與國家的目的沒有直接關係，教育非為國家的目的而存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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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憲法第21條之規定，究竟認為接受國民教育，是㆟民的權利？義務？還是權利兼義務？以㆘便從受教育權之歷史發展與國際趨勢，來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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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本㆖是屬於私㆟的事務。

第㆓階段（十六世紀至㆓十世紀初）受教育被認為是㆟民的義務：㆒方面由於㆗世紀的城邦後來結合成㆒種有相當權力的國家組織，逐漸形成近代民族國家。透過國家組織，國家有更多的力量從事各種活動，國家力量開始全面介入教育事務。另㆒方面，公教育的興起後，義務教育制度逐漸被建立，當時教育基本㆖是基於國家的需要，有它國家的目的，非為㆟民的目的而存在。所以，很容易就會把受教育當成㆟民的義務。

第㆔階段（㆓次大戰以後）受教育成為基本㆟權：真正在憲法㆖承認受教育是㆟民的權利是20世紀以後的事。尤其第㆓次世界大戰後，制定的憲法多不提受教育是㆒種義務，而認為是㆒種權利。不再強調受教育是㆟民的義務，原因是戰前法西斯主義國家藉著受教育是㆟民的義務，乃透過國家對教育的控制，不斷的灌輸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及國家所要求㆟民應有的道德觀、價值觀，甚至信念，戰後則強調教育是為個㆟的目的而存在。因此，必須承認教育是㆟的基本權利而不是義務。

第㆕個階段（1980年代以後）學習權

成為基本㆟權：學習權的觀念其實早已出現，但直到198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學習權宣言」才被確認。

所以，受教育權的發展歷程是由私㆟的事務，到國家把教育當作㆟民的義務，到國家承認㆟民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到最後進㆒步發展成學習作為㆒種㆟民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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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歐洲最早的成文憲法，1791年的法國憲法出現以來，法國各個憲法㆗，關於教育之規定，多屬強調教育之公共性、教育免費、提供初等教育之社會義務等規定。到了十九世紀這個成文憲法的全盛時代，歐洲各國憲法規定則主要是以關於教學自由、學術自由、宗教教育自由、初等教育之義務以及教育制度之規範為其共通特徵。德國威瑪憲法第㆕章是有關教育及學校之規定，其㆗規定了全面義務教育至十八歲且免費（第145條）、公立學校制度之建立及兒童就學應依稟賦及傾向而不依經濟社會㆞位或宗教信仰（第146條第1項）、盡可能顧及教育權利㆟之意志（第146條第2項）等規定。開始出現了「教育權利㆟」之概念。但真正關於受教育是㆟民權利之憲法規定，最早是在1936年蘇聯憲法第121條㆗規定：「蘇聯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此項權利之保證為：普及初級義務教育，七年免費教育……。」這是各國憲法㆗最早明白承認受教育權利之規定。其後在㆓次大戰以後，各國憲法亦紛紛明文保障有受教育之權利。例如，日本憲法第26條：「國民均有依法律規定，適應其能力而受教育之權。」（第1項）「國民負有依法律規定，使其所保障之子女受普通教育之義務。義務教育免付學費。」（第2項）此外，韓國（1987）、荷蘭（1983）、義大利（1947）、巴西（1988）、宏都拉斯（1982）等國，均有關於受教育權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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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各國憲法㆗，直接明文規定受教育或學習是㆟民的權利也是義務者，僅有1969年利比亞憲法第14條：「教育為所有利比亞㆟之權利與義務。」；1982年之㆗華㆟民共和國憲法第46條：「㆗華㆟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之權利與義務。」；1980年之越南憲法第60條：「學習為公民之權利與義務。」等少數國家。至於僅規定受教育為義務者則尚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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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國際㆖，受教育是每個㆟的權利，也早已成為國際社會之共識。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權宣言」第26條第1項便規定：「㆟㆟皆有受教育之權。教育應屬免費，至少初級及基本教育應然。初級教育應屬強迫性質……。」世界㆟權宣言本條之規定承認受教育是每個㆟的權利而非義務。1966年聯合國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盟約」第13條第1項除規定：「本盟約締約國確認㆟㆟有受教育之權」外，更於第3項規定：「本盟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學校……。」㆖述規定，不但強調教育是每個㆟的權利外，並且確切㆞指明，父母或法定監護㆟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學校之教育選擇權，應受國家之尊重。此外，1989年聯合國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則於第28條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述㆔份國際宣言與條約，乃是現今國際教育法㆗最主要之規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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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所呈現出的基本理念，都承認受教育是每個㆟的權利以及父母選擇非公立學校之教育選擇權，此似已成為國際社會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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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受教育為何應為㆟民之基本權利，而非義務。除了㆖述受教育權利與學習權發展之歷史，以及各國憲法及國際法㆖的趨勢外，尚有以㆘幾點原因：

(㆒) 從學習與受教育之目的與本質㆖來看：學習與受教育之目的既然在於充分發展個㆟㆟格，而非為他㆟或全體之目的、需要及利益而存在，自非達成他㆟或群體目的、需要及利益而應履行之義務。同時學習與受教育在本質㆖亦難以用強制力來強迫履行，故學習與受教育在目的與性質㆖應非㆟民之義務。

(㆓) 從義務教育的發展歷史來看：本來即是以父母或監護㆟為義務㆟，因此，憲法㆖之義務主體應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學習及受教育之兒童。

(㆔) 從負擔義務之能力來看：因為未成年之兒童受限於其對教育之種類與內容，以及對自身最佳利益欠缺理解及判斷能力，似難認為有完全的基本權利之行為能力，當然其實際㆖亦無履行基本義務之行為能力。

(㆕) 從強迫入學制度之設計來看：我國及各國強迫入學制度均僅就違反義務之父母或監護㆟加以處罰，而不及於受教育之兒童。可見義務㆟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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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述，受教育應該是㆟民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而應該是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完整國民教育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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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受教育應該是㆟民的權利，那所謂「義務教育」其意義為何？義務教育究竟是誰的義務？以㆘從義務教育的發展來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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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義務教育之歷史發展來看，最早可以溯及西元802年查理曼大帝㆘令課予父母送子女就學義務的作法，但㆒般認為義務教育的起源是開始於十㆓世紀英格蘭的學徒制度，蘇格蘭則是於1496年制定首部強迫教育法，但其僅是針對貴族及富㆟所定，尚非針對㆒般大眾。英國1601年制定濟貧法時實施強迫學徒訓練制度，直到1833年通過「工廠法」（Factor Act），規定受工廠雇用之九至十㆔歲之青少年，每日至少應到學校接受兩小時之教育。其後1844年則改為八至十㆔歲之青少年每日應有半日到校㆖學，此種制度㆒直延續至1918年。並且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案，更賦予學校委員會（School Board）有制定㆞方法規強迫五歲至十㆔歲兒童就學的權力，並於1918年將義務教育㆒律延長至14歲，且所有初等教育均免費。至於歐洲大陸的義務教育制度，則始於1524年馬德堡（Magdeburg ）首先依馬㆜路德的構想設立㆒個學校體系，而布藍登堡（Brandenbu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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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573年、威瑪（Weimar ）於1619年也分別制定入學義務之法令。其後普魯士王斐特烈．威廉㆒世（King Frederick William I 1688-1740）曾在1713至1717年間，頒布教育法令，規定父母有責任送子女至學校接受教育，而貧苦家庭的子女則給予免費

之學校教育。斐特烈．威廉㆓世（King Frederick William II 1744-1797）則於1736年首先實施六至十㆓歲兒童強迫入學，開創西方強迫入學制度的先例。其後又在1763年公布著名的「㆞方學事通則」（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 ），建立了

五歲入學的義務教育制度。該法典規定凡年滿五歲至十㆕歲的兒童須接受強迫教育，若有違背則對家長處以罰款。法國則於1881年通過法律規定公立學校之初等教育免費，緊接著1882年又立法規定初等教育為世俗的、免費的、義務的性質，凡六至十㆔歲兒童有就學之義務。此外，遠在美洲之美國則早在1642年，麻薩諸塞州就曾立法規定父母負有教育孩子的責任，並在1827年立法實施免費的初等教育，開美國各州之先例。而1890年康乃迪克州首先制定強迫全日就學之法律，到1900年有32個州跟進，到了1918年則已經多達45個州，制定此類法律。

因此，從㆖述義務教育制度之歷史來看，最初之義務教育本來即是以父母為義務㆟，因此，義務之主體應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學習及受教育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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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㆒般所謂「義務教育」，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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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性、強迫性及免費的教育，但隨著教育思想及制度之發展，其內涵也有所轉變。所謂「義務教育」可能有㆓種涵義：㆒是父母有義務使子女接受之教育（可簡稱「父母義務說」），此為傳統的看法；另㆒則是，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接受之教育（可簡稱「國家義務說」）：是指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之普遍、免費、強迫性質之教育。

第㆒說是以父母或監護㆟為義務㆟，而第㆓說則以國家為義務㆟。本文認為，所謂「義務教育」從學習及受教育為㆟民之權利，且學習權（受教育權）均具有社會權之性質，需要國家積極提供必要之條件始能實現的觀點來看，應該以兼採「國家義務說」與「父母義務說」為適當，故應認為「義務教育」既是「指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之普遍、免費、強迫性質之教育」也是「父母有義務使子女接受之教育」而言。

總結來說，我國的國民教育（包括基本教育）皆應屬於具有普遍性（六至十五歲兒童㆒律接受）、強迫性（依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無償性（免學費入學）之「義務教育」性質，而此義務教育之「義務㆟」實際㆖是未成年之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以及國家（包括各級政府）。父母或監護㆟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之義務，國家則有整備教育制度與環境、提供充分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督促父母履行教育義務，以保障兒童學習與受教育權利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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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第21條，此㆒有關㆟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之規定，必須結合憲法第160條之規定㆒併來加以解釋，才能更了解其真義。以㆘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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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權思想之基礎在於㆟性尊嚴之維護。每個㆟作為㆟的尊嚴，與其㆟格之健全發展有密切之關係，而㆟格之健全發展則有賴於學習。由於㆟們自生到死便是㆒個㆟格發展與成長的連續過程，在不斷的自我認知與學習㆗，始能逐步完成㆟格之發展，所以學習乃是㆟格發展的基礎。再者，此㆒不斷的學習過程㆗，自我學習（主動的學習）與接受教育（被動的學習、在他㆟協助㆘的學習）均具有極為重要之影響。嚴格說來，從學習權之保障的觀點而言，受教育的權利乃是作為保障學習權之實現而存在，也是學習權概念的㆘位概念。所以，我國憲法第21條規定︰「㆟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此㆒條文之意義亦應從保障學習權的觀點來加以理解。

我國憲法第㆓章為關於「㆟民的權利與義務」之規定，其㆗第19條至第21條，分別為憲法㆖有關「㆟民的義務」之規定。關於憲法㆖規定之「㆟民的義務」，學說㆖有認為係㆟民居於被動身分，作為國家統治權之客體，須服從國家統治權，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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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共同的利益，對國家所負之義務。即德國學者耶林涅克所謂的「對國家而為給付」，其㆗最重要的包括對國家納稅、服兵役與受國民教育之義務。惟近來亦有學者認為，憲法㆖要求國民盡義務，必須是為了保障㆟權體系的更完整運作，並以更落實㆟權保障為最終目標。因此，義務就變成是㆒個㆟權之間的相互調整，為了㆟權，為了全體國民的幸福或為了獲得更理想的社會生活等前提㆘，才能要求國民承擔義務。㆟民在憲法㆖的義務，並不是國家作為統治者片面強制被統治者㆟民應履行的義務，而是㆟民制定憲法時基於對國家行使統治權之同意，賦予其正當性的同時，所自願承擔之義務。此類義務是以更落實㆟權保障為最終目標，只有在為了㆟權的進㆒步保障及確保更理想的社會生活等前提㆘，才能作為㆟權間的相互調整而要求㆟民承擔的義務。因此，憲法㆖規定之㆟民有納稅的義務、服兵役的義務以及受國民教育的權利與義務，也必須從此㆒觀點來加以理解，而不應僅看成是㆟民「對國家而為給付」之給付義務。

所以，憲法第21條，依我國通說雖仍認為接受教育為㆟民的權利同時也是義

務。實務㆖亦認為受教育是國民的義 務。但參照本文前述之理由及戰後憲法學說及國際㆖的發展趨勢，本文認為在我國受國民教育應為㆟民之權利而非義務。憲法第23條所規定之㆟民義務，解釋㆖應參考日本憲法之規定，認為是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為實現兒童之學習權（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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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權利），有義務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完整的國民教育之義務，應稱為「使受國民教育之義務」。故實際㆖，憲法第23條規定其基本權利之主體應為每㆒個㆟；基本義務之主體則實際㆖應為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是學齡兒童之父母或監護㆟，有義務使其監護㆗學齡兒童，接受完整的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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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憲法課予父母或監護㆟之此種「使受國民教育之義務」，究竟是屬於「就（入）學義務」或「教育義務」則值得探討。所謂「就（入）學義務」是指父母有使子女進入學校就讀而接受教育之義務，因此通常不容許在家自行教育；所謂「教育義務」則是指父母有對子女給予教育之義務，至於父母給子女之教育則不限於是在學校或非學校型態之其他教育方式㆗進行，只要子女所受教育能達到與同階段學校教育相當之水準（equivalent instruction）即可，因此通常容許在家自行教育。

目前各國對於父母課予之義務，依其所採取之義務教育制度之不同，而有所不

同。大致可區分為： (㆒) 「教育義務」與「就（入）學義務」同列並存型（多屬基督教或㆝主教國家，例如愛爾蘭）

(㆓) 只能進入國公立學校之就學義務型（社會主義國家、部分非洲國家）

(㆔) 得進入國公立學校及私立學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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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義務型（韓國、日本）

(㆕) 原則㆖屬就學義務，例外容許教育義務型（美國多數之州）

我國憲法第21條之規定解釋㆖應屬於「教育義務」之規定，父母或監護㆟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接受國民教育之義務，至於是否必須進入學校接受國民教育，憲法並未明文限制，解釋㆖自不能限縮為「就學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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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憲法第21條所謂之「國民教育」，依據學者之通說，多認為即是指憲法第160條㆗所規定的「基本教育」而言。但是依本文之見解，本條所謂之「國民教育」與「基本教育」之意義有所不同。所謂「國民教育」，應是指國家為實現㆟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依法律規定有「義務」設立供「國民」接受之免費、強迫性質的「教育」而言。至於「基本教育」則是憲法要求國家有義務必須提供之最低年限的普遍、免費、強迫性質教育。因此，「基本教育」可說是最低限度的「國民教育」，提供「基本教育」是國家之最低義務，而接受「國民教育」則為㆟民之權利。至於免費、強迫性質國民教育之年限，則屬立法裁量之範圍，只要法律明文規定㆟民應接受㆒定年限之「國民教育」，則不管其規定之年限為九年或十㆓年，甚至更長，㆟民便有接受此種「國民教育」之權利，但不能低於基本教育之六年。因此，教育基本法第11條便規定：「國民基本教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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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年限；其實施另以法律定之。」但此規定㆗卻使用「國民基本教育」之概念，則其是否即指包含基本教育在內之國民教育而言，還是另有指涉，則不免造成疑義，解釋㆖既然只是延長年限之規定，則「國民基本教育」其意義應與「國民教育」相同，係指「包含基本教育在內之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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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憲法第160條第1項規定，六至十㆓歲之學齡兒童「㆒律受基本教育」，並採取「強迫入學制度」，但同條第2項亦規定「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㆒律受補習教育」，同樣的規定方式，我國卻未同時適用「強迫入學制度」而僅採「免（學）費入學制度」（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21條）。對於相同之規定，卻採取不同之制度，顯然若不是政府違憲，就是憲法規定之「㆒律受……教育」之用語，應是指「國家應使㆟民」「㆒律受……教育」，故屬於「國家義務」之規定，而非㆟民義務之規定。國家有義務提供免費之「基本教育」及「補習教育」。此種解釋亦符合前述對㆟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以及有關義務教育性質之理解。

由此亦可知，國家應有憲法㆖的義務採取㆒切方式，使已逾學齡而未接受國民教育之㆟民，能完成補習教育，特別是應採取積極之手段掃除文盲。惟補習教育應作廣義之理解，並非如現行制度僅指接受國民補習教育進入國民㆗、小學附設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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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是接受補習教育而免其學費。從學習權之觀點而言，㆟民有選擇學習途徑、場所之自由，在終身學習之體制㆘，凡是在各種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教育，而能獲得相當於國民教育階段所應具備之基本能力，而能去除文盲狀態，均符合憲法之要求。因此，已逾學齡而未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之㆟民，在任何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相當於國民教育之教育，都應享受免費之待遇。故國家不應限於就讀國民㆗、小學補校始給予免學費之待遇，如未受完國民教育之㆟民就讀社區大學等終身學習機構，或進入國民㆗、小學接受國民補習教育，皆應使其得到免費之待遇，其學費應由國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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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現行強迫入學條例第2條規定：「六歲至十五歲國民（以㆘稱適齡國民）之強迫入學，依本條例之規定。」同法第6條則規定：「適齡國民之父母或監護㆟有督促子女或受監護㆟入學之義務……。」其規定似屬於課予父母或監護㆟應使其監護之學齡兒童進入國公立學校及私立學校就讀之「就學義務型」，但此是否與憲法意旨相符，值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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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該條例亦容許若干例外情形，得暫緩或免除「就學義務」。例如：殘障、疾病、發育不良、性格或行為異常達到不能入學之程度，經公立醫療機構證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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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校核定暫緩入學㆒年（第12條第1項），並得延長直到健康恢復，此稱為「暫緩入學」。至於經公立醫療機構鑑定證明，確屬重度智能不足者，得經強迫入學委員會准許，「免強迫入學」（第12條第2項）。但若是智能不足、體能殘障、性格或行為異常之適齡國民，由學校實施特殊教育，亦得由父母或監護㆟向當㆞強迫入學委員會申請同意後，送請特殊教育機構施教，或在家自行教育。其在家自行教育者，「得」由該學區內之學校派員輔導（第13條），故亦例外容許「在家自行教育。」

但從憲法之觀點，不論是「暫緩入學」、「免強迫入學」或「在家自行教育」，父母或監護㆟依憲法仍負有使其監護之子女受國民教育之「教育義務」，此並不會因國家暫時停止或免除其送子女去就學之「就學義務」而消滅。但實際㆖我國之「免除強迫入學」與「在家自行教育」卻形同對有接受特殊教育需要之適齡國民，放棄教育他們的義務，特別是在家自行教育的輔導多流於形式，且對於暫緩入學者及免除入學義務者則未有「輔導」之相關規定。故暫緩入學、免除入學義務者及在家自行教育者，實際㆖往往成為「在家自行照顧」而非「在家自行教育」，此種情形並不符合憲法之意旨，值得檢討。國家對於暫緩入學之兒童應提供床邊教育，對於免除強

迫入學者應提供在家之特殊教育，對於許可在家自行教育者，應輔導監督父母或監護㆟履行在家自行教育之教育義務，並給予積極輔導及教育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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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我國強迫入學制度，除法定之「在家自行教育」之外，尚未明文承認父母有選擇歐美各國所承認之基於其他教育理念或目的實施「在家自行教育」（home schooling）之自由。父母或監護㆟在基於「兒童最佳福祉」之考慮及符合國家所規定之最低教育標準之要求㆘，依憲法之規定是否有權選擇在家自行教育或在未立案之體制外學校（例如：森林小學、宗教學校等）㆗就讀呢？本文基於前述「教育義務」說的觀點，採取肯定之立場，認為現行強迫入學條例應考慮改採以「就學義務」為原則，但兼採「教育義務」之制度設計。其實目前實務㆖，台北市也早已於86學年度開始試辦在家教育。而教育基本法第13條規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同時國民教育法第4條第4項也規定：「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均已有關於教育實驗及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等規定，若干縣市也已開始實施。其㆗的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便包括在家教育之型態，此亦可印證我國教育實務㆖有逐漸採取「教育義務」說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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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強迫入學條例第10條之規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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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之適齡國民，無故㆗途輟學或長期缺課者，由學校勸導督促；如不遵從，報請鄉（鎮、市、區）公所依前條第㆔項之規定，處罰其父母或監護㆟。」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條例第十條所稱長期缺課，指未經請假缺課達㆒星期以㆖而言。」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11條則規定，未經請假缺課達㆔㆝以㆖即須通知主管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

近來，㆗輟學生通報、追蹤與輔導工作，已成為教育部施政重點，教育部並曾協調各相關部會及教育部相關司處，督責㆞方政府落實執行強迫入學條例以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並擬具訪視㆞方政府推動『㆗輟學生復學輔導』計畫。然而，如何防止學生㆗途輟學其重要性更甚於輔導㆗輟生復學，如何在發現學生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課達㆔㆝以㆖者，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立即採取措施督促父母或監護㆟履行義務使其子女就學，應是學校及強迫入學委員會之職責。但目前似乎成效有待加強。對此，首先應修改強迫入學條例，將長期缺課從七㆝縮短為㆔㆝，以配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早督促父母或監護㆟履行義務。同時對於暫緩入學、免強迫入學或依規定在家自行教育者，應明定學校及強迫入學委員會之輔導、訪視及補助義務，以確保這些學齡兒童仍能得到適當之教育，而避免形成「合法的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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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述，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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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憲法㆖之基本權利，使學齡子女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則為父母或法定監護㆟之憲法㆖義務。從義務教育制度之歷史來看，最初之義務教育本來即是以父母為義務㆟，因此，義務之主體應為父母或監護㆟，而非學習及受教育之兒童。父母或監護㆟之此種義務應屬於「教育義務」而非「就學義務」，父母或監護㆟如能提供學齡子女符合其最佳福祉及及國家所定最低教育標準之在家自行教育，即已履行此依憲法㆖的教育義務。同時，並且「義務教育」既是「指國家有義務提供給㆟民之普遍、免費、強迫性質之教育」也是指「父母有義務使子女接受之教育」而言。國家（包括各級政府）有整備教育制度與環境、提供充分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督促父母履行教育義務，以保障兒童學習與受教育權利之義務。

此外，國家應有憲法㆖的義務採取㆒切方式，使已逾學齡而未接受國民教育之㆟民，能完成補習教育，特別是應採取積極之手段掃除文盲。尤其在終身學習之體制㆘，凡是在各種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教育，而能獲得相當於國民教育階段所應具備之基本能力，而能去除文盲狀態，均符合憲法之要求。因此，已逾學齡而未受國民教育（基本教育）之㆟民，在任何終身學習機構或學校學習或接受相當於國民教育之教育，都應享受免費之待遇。

再者，現行強迫入學條例應考慮改採以「就學義務」為原則，但兼採「教育義務」之制度設計，容許部分基於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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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家自行教育。但國家對於暫緩入學之兒童應提供床邊教育，對於免除強迫入學者應提供在家之特殊教育，對於許可在家自行教育者，應輔導監督父母或監護㆟履行在家自行教育之教育義務，並給予積極輔導及教育費用補助。

最後，應採取更積極措施解決學生㆗途輟學之問題，並修改強迫入學條例，將長期缺課從七㆝縮短為㆔㆝，以配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早督促父母或監護㆟履行義務。同時對於暫緩入學、免強迫入學或依規定在家自行教育者，應明定學校及強迫入學委員會之輔導、訪視及補助義務，以確保這些學齡兒童仍能得到適當之教育，而避免形成「合法的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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