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经济；家庭经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
摘要：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 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76-08
一、引言
幸福和幸福感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标准，是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关注的重要主题。积极心理学也认为幸福感具有多维性，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三个视角，是三个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侧面，只有将三者整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幸福感的完整风貌：主观幸福感强调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体人生价值与自我潜能的实现所带来的心理体验，社会幸福感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融合和贡献〔1〕。基于积极心理健康的模型，研究者们实证考察和建构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综合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将三项幸福感作为个体综合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职业群体都获得了良好的信效度〔2～5〕。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这三类幸福感的整合模型用以考察城市居民的综合幸福感水平。在影响幸福感众多因素之中，研究者和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全民的幸福感水平。我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经济是整个社会、政府部门及家庭关注的焦点。因此，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指标考量
研究者在测查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主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关于个人经济收入方面，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可能并没有个人的经济收入，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家庭经济情况更可能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相关。徐安琪通过质性研究证实，在中国社会环境里，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要素之一〔6〕。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自变量。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测量通常将gdp 指标作为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收入的测量通常考察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将两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和五到十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作为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因此，城市人均gdp 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作为家庭经济的指标，本研究试图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二）经济与主观幸福感
现有关于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观点。diener 等人纵向考察了多个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过去50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7〕。与此同时，easterlin 提出了著名的easterlin “幸福悖论”，即经济与主观幸福感横截面研究相关显著，但二者在时间序列研究相关不显著〔8〕。easterlin 强调主
观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经济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更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但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降低〔9～11〕。因此，经济收入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且相同经济收入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国内，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能够显著正向的预测主观幸福感〔12～13〕。张爱莲和黄希庭通过对46篇涉及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表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部分研究报告显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14〕。这可能与研究者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来自经济发达省市或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可能具有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经济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国内绝大多数研究都仅探究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缺乏对经济收入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外一些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幸福感水平与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与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有关〔15～16〕，但这些都离不开家庭经济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vetter 等人横向调查了瑞士20岁至59岁5453名被试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低生活标准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幸福感〔17〕。shek 通过对香港199户贫困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家庭贫困会影响父母及子女的心理幸福感〔18〕。研究者对马来西亚1415名老年人的横断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是预测老人心理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低经济收入的老年人具有较低水平的心理幸福感〔19〕。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的预测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20〕。
社会幸福感基于较好的生活条件，个体能够比较自由的掌控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21〕。社会幸福感的提升是与社会价值、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分配公平、健全管理、民主制度和社会公平等联系在一起的〔22～24〕，个体主观的社会参与和社区意识也是影响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5～26〕。相关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幸福感，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都与社会幸福感相关〔27〕。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决定了个体能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自我潜能，以及个体能否有机会积极的参与社会和融入社会都与经济收入水平有关，同时很多人在评判自己的自我实现和融入社会的程度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经济水平。个体基本需求的住房、卫生、健康、食品、衣物等方面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更高层次的需求也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富裕家庭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自主性、自我实现、社会融合感等。因此，经济水平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实现的必要条件，但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特别是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四）研究问题及假设
综上，城市经济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在考察家庭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以往研究者只探究城市经济或家庭经济对幸福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推进。在探究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之间起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将调查不同经济地区不同群体的城市居民，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家庭经济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及其相关因素研究课题组”对2011
年全国城市居民住户所做的抽样调查。调查被试主要来自于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位城市居民。调查员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70余人，他们利用暑期社会实践机会协助完成本次调查。
在整个研究设计和调查过程中，将问卷的顺序打乱，以防止被试的猜测性作答和习惯性作答，问卷中还设置测谎题，用以保障调查数据的信效度。调查方式上主要采取个体调查方式，被试匿名作答，被试一般在20到30分钟能够作答完问卷，作答完的问卷被当面回收。
（二）样本特征
被试为全国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名城市居民，年龄范围主要集中于15岁到75岁之间。家庭人均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被试为715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24%，家庭人均收入5000元到1万元的被试为102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32%，家庭人均收入在1万5万元的被试为76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39%，家庭人均收入在5到10万元的被试为479人，占被试总人数的15%，家庭人均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被试为214人，占被试总人数的67%，其中男性为1395人，女性为1797人。 我们在“中国统计信息网”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查询被试所在城市2011年的城市人均gdp 数据，并与调查样本数据一一对应。将城市人均gdp 由低到高排序分为三类，前27%数据为一类城市，后27%数据为三类城市，其它数据为二类城市。一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苏州、江阴、常熟、靖江、台州、慈溪等城市，样本量为892人；二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重庆、成都、南昌、武汉、西安、南宁、荥阳、枣庄、石家庄、郑州、合肥、唐山等城市，样本量为1416人；三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松滋、巴中、周口、南康、石首、连平、咸宁、信阳、阜阳、白色、荥阳、郯城等城市，样本量为884人。
（三）调查问卷
1. 主观幸福感测量
主观幸福感量表由情感体验量表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组成。情感体验量表采用campbell 等人编制的总体情感指数量表〔28〕；生活满意度采用luo 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主要测试被试生活水平、健康、从事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闲暇等方面〔29〕。量表共计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量表两个维度及总量表的? 恢捣直鹞?088、086、091。
2. 心理幸福感测量
采用ryff 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0〕。量表由自知、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积极关系、生活目的和自我接纳六个维度组成。量表六个维度及总量表的? 恢捣直鹞?064、073、069、065、079、076、086。
3. 社会幸福感测量
采用keyes 修订的社会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1〕。量表由社会整合、社会接受、社会实现、社会一致性、社会贡献五个维度组成。量表五个维度及总量表的? 恢捣直鹞?062、067、065、069、068、072。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除了采用多来源数据之外，在调查的过程中，采取了严谨的方法，剔除了不认真填答的问卷，以降低共同方法带来的影响。在统计过程中，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全部测量42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了11个特征值大于l 的因子，共解释了67506%的总变异，其中最大的因子仅解释了总变异的22922%。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城市经济、家庭经济的幸福感描述统计
首先，对不同家庭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的均
值和标准差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都随着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而提高，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
其次，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进行5（家庭人均收入）×3（地区）的方差分析，在家庭人均收入主效应上主观幸福感〔f （4，3192）=17571，p005〕和心理幸福感〔f （2，3192）=0202，p>005〕未达到显著水平，而社会幸福感〔f （2，3192）=6043，p 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相对收入不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能显著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这说明经济因素不仅能够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是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证据表明，家庭经济水平不仅影响个体物质需要和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情绪体验〔32〕，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使自我价值和自我潜能得到充分实现而获得高峰体验或高原体验，是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关键〔33〕。个体能否有机会参与整个社会生活中去以及融入社会，是进一步影响个体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4〕。
家庭经济水平显著正向预测了城市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政府部门应该保障各个群体的幸福感，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幸福感，而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水平决定居民的一切。政府部门要保障不同群体有尊严生活的基本生存条件，特别要保障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包含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城市居民不仅需要物质带来的情绪满足感，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发展自我及最大化实现自我潜能，最终能够与社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贯彻应遵循“经济与社会”的共建发展观，在发展过程中兼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让各个群体更好融入到社会中，而不是家庭经济单一因素决定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居民的物质财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积累，但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和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家庭经济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贫困群体以及贫困地区。因此，政府应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各个群体发展的机会均等，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市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建议
在本研究中，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幸福感之间起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解释率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这说明，在相对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具有更高的预测作用，而在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低。相关研究也发现，幸福感存在区位效应，即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要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要低〔35〕。然而，不同经济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不发达地区。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幸福感水平不仅与家庭经济水平直接相关，还受到个体相互比较的影响〔36〕。在经济发达地区，平均的消费水平也会高于其他地区，实际的购买力也就会受到损害，低收入群体就更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其幸福感水平肯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应该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该完善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居民不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大，贫富差距已经成了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贫富差距成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研究证据也表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质量以及公共支出都会大大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水平〔37〕。基于此，逐步消除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将对居民的综合幸福感和社会秩序都会产生积极促进作
用。因此，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增进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改善弱势群体经济状况，最大范围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仍是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五、结论
本研究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 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研究结果，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逐步增进全民的综合幸福感，这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城市经济；家庭经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
摘要：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 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76-08
一、引言
幸福和幸福感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标准，是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关注的重要主题。积极心理学也认为幸福感具有多维性，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三个视角，是三个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侧面，只有将三者整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幸福感的完整风貌：主观幸福感强调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体人生价值与自我潜能的实现所带来的心理体验，社会幸福感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融合和贡献〔1〕。基于积极心理健康的模型，研究者们实证考察和建构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综合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将三项幸福感作为个体综合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职业群体都获得了良好的信效度〔2～5〕。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这三类幸福感的整合模型用以考察城市居民的综合幸福感水平。在影响幸福感众多因素之中，研究者和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全民的幸福感水平。我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经济是整个社会、政府部门及家庭关注的焦点。因此，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指标考量
研究者在测查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主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关于个人经济收入方面，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可能并没有个人的经济收入，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家庭经济情况更可能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相关。徐安琪通过质性研究证实，在中国社会环境里，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要素之一〔6〕。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自变量。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测量通常将gdp 指标作为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收入的测量通常考察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将两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和五到十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作为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因此，城市人均gdp 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作为家庭经济的指标，本研究试图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二）经济与主观幸福感
现有关于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观点。diener 等人纵向考察了多个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过去50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7〕。与此同时，easterlin 提出了著名的easterlin “幸福悖论”，即经济与主观幸福感横截面研究相关显著，但二者在时间序列研究相关不显著〔8〕。easterlin 强调主
观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经济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更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但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降低〔9～11〕。因此，经济收入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且相同经济收入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国内，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能够显著正向的预测主观幸福感〔12～13〕。张爱莲和黄希庭通过对46篇涉及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表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部分研究报告显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14〕。这可能与研究者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来自经济发达省市或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可能具有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经济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国内绝大多数研究都仅探究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缺乏对经济收入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外一些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幸福感水平与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与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有关〔15～16〕，但这些都离不开家庭经济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vetter 等人横向调查了瑞士20岁至59岁5453名被试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低生活标准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幸福感〔17〕。shek 通过对香港199户贫困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家庭贫困会影响父母及子女的心理幸福感〔18〕。研究者对马来西亚1415名老年人的横断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是预测老人心理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低经济收入的老年人具有较低水平的心理幸福感〔19〕。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的预测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20〕。
社会幸福感基于较好的生活条件，个体能够比较自由的掌控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21〕。社会幸福感的提升是与社会价值、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分配公平、健全管理、民主制度和社会公平等联系在一起的〔22～24〕，个体主观的社会参与和社区意识也是影响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5～26〕。相关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幸福感，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都与社会幸福感相关〔27〕。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决定了个体能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自我潜能，以及个体能否有机会积极的参与社会和融入社会都与经济收入水平有关，同时很多人在评判自己的自我实现和融入社会的程度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经济水平。个体基本需求的住房、卫生、健康、食品、衣物等方面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更高层次的需求也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富裕家庭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自主性、自我实现、社会融合感等。因此，经济水平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实现的必要条件，但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特别是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四）研究问题及假设
综上，城市经济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在考察家庭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以往研究者只探究城市经济或家庭经济对幸福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推进。在探究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之间起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将调查不同经济地区不同群体的城市居民，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家庭经济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及其相关因素研究课题组”对2011
年全国城市居民住户所做的抽样调查。调查被试主要来自于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位城市居民。调查员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70余人，他们利用暑期社会实践机会协助完成本次调查。
在整个研究设计和调查过程中，将问卷的顺序打乱，以防止被试的猜测性作答和习惯性作答，问卷中还设置测谎题，用以保障调查数据的信效度。调查方式上主要采取个体调查方式，被试匿名作答，被试一般在20到30分钟能够作答完问卷，作答完的问卷被当面回收。
（二）样本特征
被试为全国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名城市居民，年龄范围主要集中于15岁到75岁之间。家庭人均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被试为715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24%，家庭人均收入5000元到1万元的被试为102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32%，家庭人均收入在1万5万元的被试为76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39%，家庭人均收入在5到10万元的被试为479人，占被试总人数的15%，家庭人均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被试为214人，占被试总人数的67%，其中男性为1395人，女性为1797人。 我们在“中国统计信息网”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查询被试所在城市2011年的城市人均gdp 数据，并与调查样本数据一一对应。将城市人均gdp 由低到高排序分为三类，前27%数据为一类城市，后27%数据为三类城市，其它数据为二类城市。一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苏州、江阴、常熟、靖江、台州、慈溪等城市，样本量为892人；二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重庆、成都、南昌、武汉、西安、南宁、荥阳、枣庄、石家庄、郑州、合肥、唐山等城市，样本量为1416人；三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松滋、巴中、周口、南康、石首、连平、咸宁、信阳、阜阳、白色、荥阳、郯城等城市，样本量为884人。
（三）调查问卷
1. 主观幸福感测量
主观幸福感量表由情感体验量表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组成。情感体验量表采用campbell 等人编制的总体情感指数量表〔28〕；生活满意度采用luo 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主要测试被试生活水平、健康、从事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闲暇等方面〔29〕。量表共计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量表两个维度及总量表的? 恢捣直鹞?088、086、091。
2. 心理幸福感测量
采用ryff 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0〕。量表由自知、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积极关系、生活目的和自我接纳六个维度组成。量表六个维度及总量表的? 恢捣直鹞?064、073、069、065、079、076、086。
3. 社会幸福感测量
采用keyes 修订的社会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1〕。量表由社会整合、社会接受、社会实现、社会一致性、社会贡献五个维度组成。量表五个维度及总量表的? 恢捣直鹞?062、067、065、069、068、072。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除了采用多来源数据之外，在调查的过程中，采取了严谨的方法，剔除了不认真填答的问卷，以降低共同方法带来的影响。在统计过程中，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全部测量42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了11个特征值大于l 的因子，共解释了67506%的总变异，其中最大的因子仅解释了总变异的22922%。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城市经济、家庭经济的幸福感描述统计
首先，对不同家庭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的均
值和标准差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都随着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而提高，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
其次，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进行5（家庭人均收入）×3（地区）的方差分析，在家庭人均收入主效应上主观幸福感〔f （4，3192）=17571，p005〕和心理幸福感〔f （2，3192）=0202，p>005〕未达到显著水平，而社会幸福感〔f （2，3192）=6043，p 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相对收入不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能显著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这说明经济因素不仅能够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是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证据表明，家庭经济水平不仅影响个体物质需要和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情绪体验〔32〕，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使自我价值和自我潜能得到充分实现而获得高峰体验或高原体验，是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关键〔33〕。个体能否有机会参与整个社会生活中去以及融入社会，是进一步影响个体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4〕。
家庭经济水平显著正向预测了城市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政府部门应该保障各个群体的幸福感，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幸福感，而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水平决定居民的一切。政府部门要保障不同群体有尊严生活的基本生存条件，特别要保障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包含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城市居民不仅需要物质带来的情绪满足感，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发展自我及最大化实现自我潜能，最终能够与社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贯彻应遵循“经济与社会”的共建发展观，在发展过程中兼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让各个群体更好融入到社会中，而不是家庭经济单一因素决定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居民的物质财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积累，但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和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家庭经济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贫困群体以及贫困地区。因此，政府应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各个群体发展的机会均等，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市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建议
在本研究中，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幸福感之间起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解释率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这说明，在相对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具有更高的预测作用，而在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低。相关研究也发现，幸福感存在区位效应，即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要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要低〔35〕。然而，不同经济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不发达地区。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幸福感水平不仅与家庭经济水平直接相关，还受到个体相互比较的影响〔36〕。在经济发达地区，平均的消费水平也会高于其他地区，实际的购买力也就会受到损害，低收入群体就更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其幸福感水平肯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应该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该完善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居民不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大，贫富差距已经成了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贫富差距成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研究证据也表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质量以及公共支出都会大大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水平〔37〕。基于此，逐步消除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将对居民的综合幸福感和社会秩序都会产生积极促进作
用。因此，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增进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改善弱势群体经济状况，最大范围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仍是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五、结论
本研究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 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研究结果，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逐步增进全民的综合幸福感，这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