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研究之新进展
今年是甲午战争110周年。甲午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热点。近年来，随着大批史料的发掘、整理，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研究热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关于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丁伟志认为，甲午之败使国人形成亡国大祸已经来临的共识，启发人们去探寻有效的救国之路。金冲及认为，甲午战争促成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崛起、民主精神的高涨和革命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
■关于甲午战争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问题
甲午战争发生在国际关系风云骤变的时期。戴逸和杨东梁考察了东亚地区的发展历史，认为甲午战争的结局打破了东亚地区原先脆弱的平衡政治格局，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国力骤增，国际地位扶摇直上；而中国和朝鲜则从半殖民地的位置上进一步沉沦下去。吴福环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清王朝与周边邻国宗藩体系的崩溃。
■关于甲午战争中清军运用的战略问题
许多研究者的文章专门探讨了清朝海军的战略运用问题，他们不赞成有的论者关于清军在战争初期就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以争夺黄海制海权的主张，认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北洋海军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
依托，以旅大、威海的海岸炮台和水雷等既设障碍为掩护，控制渤海海峡，寻求有利战机对敌实施奇袭和突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待力量优劣易手，然后转入反攻，寻求海上决战，控制黄海制海权。杨志本和许华专门探讨了甲午战争的海军制胜战略与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问题，认为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对于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于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失败问题 一些研究者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及其海上战争实践，首次提出了中华海权思想衰落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清朝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拥有在远东居于较强地位的作战实力，但它缺乏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即它缺乏海权思想。因而这样一支海军舰队，先败于东海、再败于黄海的命运是难以避免的。许华则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缺乏那个时代所必需的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积极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拯救已经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
■关于黄海海战问题
黄海海战是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研究热点主要有：（1）北洋海军以何种队形接敌的问题。由于中日双方史料记载
不同，海战过程又错综复杂，因此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以往范文澜认为北洋海军排列的是横列队形或“一字形阵势”。近年来，研究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戚其章认为北洋海军接敌的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外国人称之为凸梯阵；杨志本和许华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是“由启航后的五叠雁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
（2）关于丁汝昌负伤后，中断战场指挥所造成的后果问题。杨志本和许华指出，作为甲午战争战场上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丁汝昌无法逃脱的责任就在于海战前没有明令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别是代理旗舰（旗舰即指挥舰）；在战斗中又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致使北洋海军全军陷入混乱局面，他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3）关于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林增平、孙克复和关捷等研究者从北洋舰队的损失着眼，认为北洋舰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戚其章从双方的战役目的来进行评价，认为北洋舰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日本舰队的“聚歼”计划则未能实现，因此是胜负未决。杨志本和许华则认为，日本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没有能够全歼北洋海军，但仍使北洋海军损失了5艘军舰，日军基本上控制了黄海制海权，因此日本海军是黄海海战的得利者。
■关于甲午战争中的人物评价问题
关于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丁汝昌、方伯谦等研究，分歧与争论很大。
（1）关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甲午战争的具体组织指挥者李鸿章。自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论者比较深入地论及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许华根据甲午战争的大量第一手可信史料，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并没有命令北洋舰队株守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坐以待毙，却是多次向北洋海军下达了出港寻敌的作战命令。
（2）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意见。杨志本和许华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存在着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不顾，执意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悲剧。因此，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3）对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评价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为方伯谦鸣冤。但较多研究者仍坚持认为方伯谦被斩首一案不属于冤案，认为尽管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有个别值得肯定之处，但清廷当时处决方氏的三条罪状基本属实。总的看来，不少研究者认为目前并没有发现更多有说服力的新史料可为方氏翻案。
■关于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问题
甲午战争与近代洋务运动的关系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
（1）关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否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些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包括军事上的“自强破产”，经济上的“求富破产”，“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茅家琦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并不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与清王朝一同终结的。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姜铎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的关系。
（2）关于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对此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对外主要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动运动。黄逸峰和姜铎等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是主要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主要是御侮。关捷认为，“自强”和“御外侮”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首要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戚其章认为，甲午战争体现了洋务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但同时也表现了洋务运
动的浓厚封建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限制了它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使其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作者系中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
甲午战争研究之新进展
今年是甲午战争110周年。甲午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热点。近年来，随着大批史料的发掘、整理，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研究热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关于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丁伟志认为，甲午之败使国人形成亡国大祸已经来临的共识，启发人们去探寻有效的救国之路。金冲及认为，甲午战争促成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崛起、民主精神的高涨和革命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
■关于甲午战争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问题
甲午战争发生在国际关系风云骤变的时期。戴逸和杨东梁考察了东亚地区的发展历史，认为甲午战争的结局打破了东亚地区原先脆弱的平衡政治格局，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国力骤增，国际地位扶摇直上；而中国和朝鲜则从半殖民地的位置上进一步沉沦下去。吴福环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清王朝与周边邻国宗藩体系的崩溃。
■关于甲午战争中清军运用的战略问题
许多研究者的文章专门探讨了清朝海军的战略运用问题，他们不赞成有的论者关于清军在战争初期就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以争夺黄海制海权的主张，认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北洋海军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
依托，以旅大、威海的海岸炮台和水雷等既设障碍为掩护，控制渤海海峡，寻求有利战机对敌实施奇袭和突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待力量优劣易手，然后转入反攻，寻求海上决战，控制黄海制海权。杨志本和许华专门探讨了甲午战争的海军制胜战略与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问题，认为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对于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于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失败问题 一些研究者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及其海上战争实践，首次提出了中华海权思想衰落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清朝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拥有在远东居于较强地位的作战实力，但它缺乏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即它缺乏海权思想。因而这样一支海军舰队，先败于东海、再败于黄海的命运是难以避免的。许华则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缺乏那个时代所必需的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积极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拯救已经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
■关于黄海海战问题
黄海海战是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研究热点主要有：（1）北洋海军以何种队形接敌的问题。由于中日双方史料记载
不同，海战过程又错综复杂，因此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以往范文澜认为北洋海军排列的是横列队形或“一字形阵势”。近年来，研究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戚其章认为北洋海军接敌的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外国人称之为凸梯阵；杨志本和许华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是“由启航后的五叠雁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
（2）关于丁汝昌负伤后，中断战场指挥所造成的后果问题。杨志本和许华指出，作为甲午战争战场上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丁汝昌无法逃脱的责任就在于海战前没有明令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别是代理旗舰（旗舰即指挥舰）；在战斗中又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致使北洋海军全军陷入混乱局面，他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3）关于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林增平、孙克复和关捷等研究者从北洋舰队的损失着眼，认为北洋舰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戚其章从双方的战役目的来进行评价，认为北洋舰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日本舰队的“聚歼”计划则未能实现，因此是胜负未决。杨志本和许华则认为，日本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没有能够全歼北洋海军，但仍使北洋海军损失了5艘军舰，日军基本上控制了黄海制海权，因此日本海军是黄海海战的得利者。
■关于甲午战争中的人物评价问题
关于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丁汝昌、方伯谦等研究，分歧与争论很大。
（1）关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甲午战争的具体组织指挥者李鸿章。自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论者比较深入地论及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许华根据甲午战争的大量第一手可信史料，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并没有命令北洋舰队株守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坐以待毙，却是多次向北洋海军下达了出港寻敌的作战命令。
（2）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意见。杨志本和许华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存在着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不顾，执意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悲剧。因此，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3）对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评价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为方伯谦鸣冤。但较多研究者仍坚持认为方伯谦被斩首一案不属于冤案，认为尽管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有个别值得肯定之处，但清廷当时处决方氏的三条罪状基本属实。总的看来，不少研究者认为目前并没有发现更多有说服力的新史料可为方氏翻案。
■关于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问题
甲午战争与近代洋务运动的关系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
（1）关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否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些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包括军事上的“自强破产”，经济上的“求富破产”，“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茅家琦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并不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与清王朝一同终结的。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姜铎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的关系。
（2）关于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对此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对外主要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动运动。黄逸峰和姜铎等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是主要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主要是御侮。关捷认为，“自强”和“御外侮”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首要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戚其章认为，甲午战争体现了洋务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但同时也表现了洋务运
动的浓厚封建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限制了它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使其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作者系中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