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收入分配问题
摘要:已有的发展经济学面对低收入发展国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历史新起点后，应从收入分配制度上着手，已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提高去全国国民生活水平和福祉。本来针对收入不公的现象，提出了几种解决思路，并阐明了政府政策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收入，不公 引言与前人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增长的“奇迹”。
[1]这与新中国在发展经济学中采取的战略有着密切联系[2]。 但是，在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后，过去奉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发展经济学是摆脱贫困的经济学。[3]即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决定性、甚至是唯一性贡献，但在实践中需要警示的是, 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包含了总量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结构优化、分配正义等多重内涵。[4] 就中国的现行的发展状况来说，李稻葵认为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应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社会高收入人群
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5]。李杨认为，中国经济如果想有所突破，要完全调整旧的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6]。郭熙保认为，将注意力转移到收入分配上可以调节经济结构，但必然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但为了社会的和谐和中国长期发展，牺牲暂时的增长速度也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为增长而增长是没有意义的[7]。张占斌等认为，为了顺应发展趋势。经济的增长速度应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8]。魏杰和谭伟认为政府部门“权钱交易”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降低社会福祉[9]。高帆认为，就经济运行方式而言，单纯强调公有制、平均分配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苏联范式”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赶超战略，但长期来看会无法解决信息发现，经济激励和资源配置，从而导致低效率[10]。因此中国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收入分配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意义。
一、中国发展与收入分配
1.1中国发展模式与收入分配
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温饱问题未得解决时，经济增长须放在首位，那时促进经济增长比收入分配公平和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之后，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在这种形势下，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就必须要
转变到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重视社会公平，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11]
1.2中国现行发展模式中由收入分配引发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两个主要表现。收入分配不公是指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过程不公平。假如人们取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可利用一些特权或初始资源禀赋的不同获得额外收入，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可为此例证。因此政府干预正常的收入分配的行政力量即为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是对人们拥有的收入水平进行对比而定义的,如果人们的收入不同,我们就认为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可表现为全国总体的差异、地区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城镇居民内部的差异、农村居民内部的差异等,所有这些差距都应有一个合理的区间, 高于合理的收入差距就认为是收入差距过大。 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以下问题：
(1)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在聚集和加深。
(2)由收入分配而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需求结构不平衡、供给结构不平衡的态势恶化。
(3)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受外部冲击和对外部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
因此，中国必须适时转变发展模式，以解决新形势下所遇到的经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首要的就是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更加关注人民福祉，以人为本; 其次是要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案
与收入差距过大相比，分配不公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强调的是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过大反映的是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长期存在,而分配制度得不到改善,会使一部分人利用制度的庇护，不断积聚财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恶化。因此,收入分配不公会引起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分配不公还可能成为影响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因素。为了改善种现象，政府可进行宏观调控。
2.1公共财政促进公平正义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伴随经济的起飞，只有部分人可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他们一旦起步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则需要政府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一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公共交通、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
缩小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差距，使他们都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城乡居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三是实现全面义务教育，使就业结构与教育结构相匹配。
2.2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人们付出同样的工作量,就因为占据比较重要的部门,拥有行政权力,就比其他人的实际收入高出很多,造成人们心理失衡。而那些拥有权力相对较少的人们会尽力扩大行政权力,处处设卡。那些处在政府之外的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怨声载道。最终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
为了改善这种现象，政府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清除计划经济残留思想的影响，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二是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防止“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逍遥法外,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
2.3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改革以来实行先富起来的群体基本上是依靠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由此产生初次分配中劳动收
入和非劳动收入之间差距的明显扩大。面对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初次分配领域不只是讲效率，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由于初次分配基本上是在企业中进行，因此兼顾公平应该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提高劳动报酬率的比重是公平分配的基本途径。
2.4消除行业垄断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逐步放开很多领域的经营权,促进市场竞争,但在某些行业政府的行政垄断却严重干扰甚至限制市场，造成许多不平等竞争现象。而这些获得行政垄断企业的员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因为垄断利润足以让他们获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为此，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调控。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12]，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这些特殊行业的监管，,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三、结语
公平正义不是要拉平收入，而是要克服权利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权利的不公平除了以权谋私的现象，也包括垄断地位维持高收入和资产分配不公平问题。我们在推行一种公共政策时,首先应考虑自身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认清政府到底有没有充足的财政实力保证公共政策实施。其次,我们要认清这种公共政
策推行的条件,不能盲目照搬。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牺牲经济速度的增长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拉美经济在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后，财富过度的集中,不充分就业形式严峻，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为缩小差距,缓解社会压力,这些国家过早的引入发达国家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包括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等。结果导致高收入者的投资减少，各种经济增长因素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收入来源也不断减少，低收入者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同时国家外债不断增加，出现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拉美的经济陷入一个不增长的陷阱中。
这主要是因为拉美在推行高福利和税收的政策时，并没有与自己的国情相比较。欧洲的高福利政策为是建立在所有人收入差距不大的基础上,同时拥有完善的法律体制。而拉美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一些既得利益者会反抗高福利政策，同时收入差距过大，高税收会触动很多高收入者的利益。
因此，只有正确选择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共政策，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新的发展水平上找到动力，在公平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从而减少发展的摩擦。
浅析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收入分配问题
摘要:已有的发展经济学面对低收入发展国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历史新起点后，应从收入分配制度上着手，已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提高去全国国民生活水平和福祉。本来针对收入不公的现象，提出了几种解决思路，并阐明了政府政策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收入，不公 引言与前人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增长的“奇迹”。
[1]这与新中国在发展经济学中采取的战略有着密切联系[2]。 但是，在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后，过去奉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发展经济学是摆脱贫困的经济学。[3]即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决定性、甚至是唯一性贡献，但在实践中需要警示的是, 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包含了总量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结构优化、分配正义等多重内涵。[4] 就中国的现行的发展状况来说，李稻葵认为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应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社会高收入人群
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5]。李杨认为，中国经济如果想有所突破，要完全调整旧的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6]。郭熙保认为，将注意力转移到收入分配上可以调节经济结构，但必然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但为了社会的和谐和中国长期发展，牺牲暂时的增长速度也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为增长而增长是没有意义的[7]。张占斌等认为，为了顺应发展趋势。经济的增长速度应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8]。魏杰和谭伟认为政府部门“权钱交易”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降低社会福祉[9]。高帆认为，就经济运行方式而言，单纯强调公有制、平均分配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苏联范式”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赶超战略，但长期来看会无法解决信息发现，经济激励和资源配置，从而导致低效率[10]。因此中国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收入分配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意义。
一、中国发展与收入分配
1.1中国发展模式与收入分配
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温饱问题未得解决时，经济增长须放在首位，那时促进经济增长比收入分配公平和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之后，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在这种形势下，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就必须要
转变到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重视社会公平，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11]
1.2中国现行发展模式中由收入分配引发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两个主要表现。收入分配不公是指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过程不公平。假如人们取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可利用一些特权或初始资源禀赋的不同获得额外收入，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可为此例证。因此政府干预正常的收入分配的行政力量即为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是对人们拥有的收入水平进行对比而定义的,如果人们的收入不同,我们就认为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可表现为全国总体的差异、地区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城镇居民内部的差异、农村居民内部的差异等,所有这些差距都应有一个合理的区间, 高于合理的收入差距就认为是收入差距过大。 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以下问题：
(1)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在聚集和加深。
(2)由收入分配而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需求结构不平衡、供给结构不平衡的态势恶化。
(3)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受外部冲击和对外部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
因此，中国必须适时转变发展模式，以解决新形势下所遇到的经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首要的就是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更加关注人民福祉，以人为本; 其次是要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案
与收入差距过大相比，分配不公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强调的是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过大反映的是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长期存在,而分配制度得不到改善,会使一部分人利用制度的庇护，不断积聚财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恶化。因此,收入分配不公会引起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分配不公还可能成为影响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因素。为了改善种现象，政府可进行宏观调控。
2.1公共财政促进公平正义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伴随经济的起飞，只有部分人可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他们一旦起步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则需要政府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一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公共交通、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
缩小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差距，使他们都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城乡居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三是实现全面义务教育，使就业结构与教育结构相匹配。
2.2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人们付出同样的工作量,就因为占据比较重要的部门,拥有行政权力,就比其他人的实际收入高出很多,造成人们心理失衡。而那些拥有权力相对较少的人们会尽力扩大行政权力,处处设卡。那些处在政府之外的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怨声载道。最终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
为了改善这种现象，政府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清除计划经济残留思想的影响，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二是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防止“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逍遥法外,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
2.3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改革以来实行先富起来的群体基本上是依靠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由此产生初次分配中劳动收
入和非劳动收入之间差距的明显扩大。面对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初次分配领域不只是讲效率，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由于初次分配基本上是在企业中进行，因此兼顾公平应该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提高劳动报酬率的比重是公平分配的基本途径。
2.4消除行业垄断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逐步放开很多领域的经营权,促进市场竞争,但在某些行业政府的行政垄断却严重干扰甚至限制市场，造成许多不平等竞争现象。而这些获得行政垄断企业的员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因为垄断利润足以让他们获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为此，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调控。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12]，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这些特殊行业的监管，,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三、结语
公平正义不是要拉平收入，而是要克服权利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权利的不公平除了以权谋私的现象，也包括垄断地位维持高收入和资产分配不公平问题。我们在推行一种公共政策时,首先应考虑自身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认清政府到底有没有充足的财政实力保证公共政策实施。其次,我们要认清这种公共政
策推行的条件,不能盲目照搬。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牺牲经济速度的增长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拉美经济在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后，财富过度的集中,不充分就业形式严峻，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为缩小差距,缓解社会压力,这些国家过早的引入发达国家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包括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等。结果导致高收入者的投资减少，各种经济增长因素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收入来源也不断减少，低收入者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同时国家外债不断增加，出现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拉美的经济陷入一个不增长的陷阱中。
这主要是因为拉美在推行高福利和税收的政策时，并没有与自己的国情相比较。欧洲的高福利政策为是建立在所有人收入差距不大的基础上,同时拥有完善的法律体制。而拉美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一些既得利益者会反抗高福利政策，同时收入差距过大，高税收会触动很多高收入者的利益。
因此，只有正确选择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共政策，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新的发展水平上找到动力，在公平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从而减少发展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