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马来说，坎尼之战后的战略危机其实并不在于需要再一次重建罗马军团，而在于如何对外显示出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虽然这场战争看似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之间的PK，但那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非核心地缘势力，才是决定最终战略走向的关键。我们一直在说“任何伟大的军事家，同时也必须是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知道如何迫近对手（或潜在对手）的心理防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争取盟友，赢得战争。“如果汉尼拔能够通过一场场胜利，让所有的凯尔特人部落、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城邦都忠心加入自己，那么即使直接将目标锁定在毁灭罗马上，也有实现的可能；反过来罗马要是在坎尼之战后出现颓势，那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墙倒众人推的景象了。
虽然此时罗马已经损失了20%的青壮年男子，但也意味着罗马最起码还可以动员十几万的军队。为了让盟友尤其是希腊人不心生二意，罗马很快便征招罗马城中所有17岁以上的男子入伍，并以坎尼之战逃脱的一万多罗马士兵为核心，将直接与汉尼拔作战的军队再一次扩充到了坎尼会战前的规模。事实上，由于对手的游击打法以及战力上的优势，在整个战争期间，罗马都力求在正面战场上保有倍数于对手的军队。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我们已经从文明的原始属性、公民权的开放程度等多方面，对罗马迦太基双方战争潜力予以了分析。总结下来就是，“人土合一”的罗马，无论在国民的战争意愿还是动员能力上，都要强于对手。对于迦太基政治家和普通士兵来说，战争都是一门可以用钱来衡量的生意；而对于罗马来说，战争所保卫的“国家”其实就是自己的家园。无论是拥有更强经济能力的大地主，还是谋求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利益都是与土地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土合一”。
对于罗马这种“人土合一”的地缘属性，身处这个星球上最纯粹农业文明环境下的我们，应该会有足够的认同感。只不过华夏文明没有受到海洋文明的冲击，不仅在人、土层面上进行了捆绑，更在地缘文化上深入到了“家国一体”程度，即认为国家不过是扩大化了的家庭，彼此间是长幼有秩的家人关系。而罗马则由于地缘结构以及环境的原因，融入了海洋文明的公民意识。个人以及族群之间的独立性要强的多，更注重相互之间的权力平衡。不能简单说谁优谁劣，但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华夏文明能够穿透各种政治纷争，一直延续到今天；西方文明又为什么能够在看似混乱的历史中，保持更多的创新力。
记得之前曾经做过对比，以大的地缘背景来看，今天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罗马有相通之处：一个原始属性为农本的大陆文明，处于一个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商本的海洋文明环境中。这实际上是一件很大的优势，让你即能够从海洋文明的创新力中汲取适合自己的先进因子（包括技术、体制等方方面面），又能够因为自身的原始属性，在内部保持最高的凝聚力，以在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正因为此，研究罗马崛起过程中的地缘因素，有助于帮助我们判断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形势
好了，回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时段。罗马与迦太基在文明属性上的差别，在很多战争细节中都得到了体现，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向。比如在坎尼之战后，汉尼拔认为罗马已经大伤元气，是时候坐下来谈判了。为了试探罗马的反应，迦太基人允许罗马用钱赎回他手中的一万多罗马战俘。类似的做法，在动辄上升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高度的东方战场上是十分罕见的，但在西方战场上却是再正常不过了。不仅希腊人、迦太基人这样做，后来的中世纪、大航海时代也莫不如此。用一句话形容：一切都是生意。
这种计算出来的战争，在形式上显得颇为“文明“，我们也因此会看到西方战争法则中会有很多在东方人看起来，十分可笑的规矩。当然，这些规矩也的确能够避免无谓的消耗，能够将双方的战损限定在一定规模下。不过，当一方准备动用一切资源，打一场涉及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全面战争时，这些生意式的计算就不管用了（所以面临亚洲游牧民族入侵时，欧洲总是很被动）。罗马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出了他的大陆性——完全拒绝了这场交易。
拒绝交易的后果对于那些被俘的罗马士兵无异于一场悲剧。当汉尼拔人不能用他们从罗马那里换来政治上的妥协和经济上的利益时，务实的迦太基人就转而用一种更残酷的手段来将之变现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被卖身为奴，以为迦太基军队发放军响；另一部分则被处死，以“大棒“的形式威慑那些举棋不定的”第三方“（为了最大限度的增强恐怖效果，汉尼拔甚至用数千俘虏的尸体建了一座桥）。
罗马人的不妥协做法，显露出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迦太基有本质的区别，更直接切断了罗马士兵在战场上的退路。这也意味着汉尼拔所设想的那种折中方案，即在不消灭罗马的前提下，让意大利半岛重回多方角逐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许从这一刻起，汉尼拔就已经意识到，他已经很难赢得这场战争了。事实上，如果迦太基人这次的对手是与之相同思维的希腊人，他们肯定就成功了。
所谓“格局决定结局“，用来概括希腊、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差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接下来，大希腊地区的希腊人，似乎应该表现出左右战局的力量了。问题在于两个战争的主角之间，还没有出现战略失衡状态，双方都不能说服所有希腊人留在或者加入自己的阵营。尤其希腊城邦本身相互独立，没有公认盟主的情况下。比如直接受汉尼拔威胁的，拉丁姆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就在坎尼会战后很快倒向了汉尼拔一边。而在此战之前，虽然汉尼拔的军队曾经在那不勒斯一带迂回过、劫掠过，希腊人却并没有做出选择。
另一股决定与迦太基人结盟的希腊力量，就是西西里岛曾经的霸主叙拉古了。鉴于西西里岛的位置，叙拉古人相信即使意大利半岛最终还会归于罗马，但西西里岛做为二者之间的缓冲之地，还是有很大机会在战后的和平协议后，获得独立位置的。这种基于地缘政治结构所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不过前提是，迦太基人能够赢得战争。顺便说一下，我们很多人童年所学习过的那个“阿基米德”用镜子烧毁罗马战船的智慧小故事，就是出现在公元前213年——211年之间的“叙拉古保卫战”中。实际上，阿基米德为这场战争所做的技术设计，并不止用镜子聚焦那么简单，然而他设计出的那些守城机械，最终还是未能挽救叙拉古和自己的命运。
尽管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征战的目的不在于攻城占地，但基于罗马的实力，汉尼拔并不认为自己离开意大利半岛后，那些曾经的盟友能够合力对抗罗马。也就是说，如果想让意大利半岛最终保持分裂状态，迦太基需要在意大利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基地，以领导或者帮助希腊人、凯尔特人，甚至伊特鲁比亚人保持独立状态。
以这一战略目标来看，最合适的选择就是“靴跟”内侧的他林敦（塔兰托）了。做为大希腊地区在意大利半岛的地缘核心，斯巴达人所建立的这座城市，即能从农业发达的普利亚平原获得充足的补给，又能在身后监视半岛上的其它希腊城邦。假定把那不勒斯做为基地的话，那么迦太基就相当于在前面为希腊人挡枪，让那些昔日的竞争对手有机会躲在自己后面骑墙了。
对于汉尼拔来说，选择他林敦的意义还在于他能够由此拥有一条，与迦太基本土互通的海上通道。在占有西西里岛东海岸的叙拉古，愿意站在自己一边时，这条海上通道最起码在地缘位置上是最为安全的。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迦太基的海上实力也要有相应的提升或者说“回升“。说起来也真是风水轮流，当年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启时，罗马的优势在陆军，而迦太基的优势则在海军。时过境迁，一切却又反转过来了，之前各自的长短却都成为了自己的短板。
迦太基和罗马在补足自己短板的问题上做了多大努力，是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相比这一点，那些希腊半岛南部城邦的态度，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反正大多数希腊人的真实态度也是骑墙，只要你能够在战争上一直保持胜利，就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盟友。当然，希腊城邦这样做本身也属无奈，尤其对于意大利半岛的希腊城邦来说，实力和位置决定了他们必须随时看风向。而叙拉古愿意明确与罗马为敌，我们刚才也说了，是因为的确有可以预期的地缘政治机会。
叙拉古人并非是唯一在汉尼拔的远征中看到机会的希腊人。不要忘了，所谓“大希腊“地区只是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地，在意大利半岛东部与之隔海相望的希腊半岛本土，同样有可能介入这场西地中海内部的博弈。那么，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吗？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对于罗马来说，坎尼之战后的战略危机其实并不在于需要再一次重建罗马军团，而在于如何对外显示出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虽然这场战争看似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之间的PK，但那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非核心地缘势力，才是决定最终战略走向的关键。我们一直在说“任何伟大的军事家，同时也必须是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知道如何迫近对手（或潜在对手）的心理防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争取盟友，赢得战争。“如果汉尼拔能够通过一场场胜利，让所有的凯尔特人部落、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城邦都忠心加入自己，那么即使直接将目标锁定在毁灭罗马上，也有实现的可能；反过来罗马要是在坎尼之战后出现颓势，那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墙倒众人推的景象了。
虽然此时罗马已经损失了20%的青壮年男子，但也意味着罗马最起码还可以动员十几万的军队。为了让盟友尤其是希腊人不心生二意，罗马很快便征招罗马城中所有17岁以上的男子入伍，并以坎尼之战逃脱的一万多罗马士兵为核心，将直接与汉尼拔作战的军队再一次扩充到了坎尼会战前的规模。事实上，由于对手的游击打法以及战力上的优势，在整个战争期间，罗马都力求在正面战场上保有倍数于对手的军队。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我们已经从文明的原始属性、公民权的开放程度等多方面，对罗马迦太基双方战争潜力予以了分析。总结下来就是，“人土合一”的罗马，无论在国民的战争意愿还是动员能力上，都要强于对手。对于迦太基政治家和普通士兵来说，战争都是一门可以用钱来衡量的生意；而对于罗马来说，战争所保卫的“国家”其实就是自己的家园。无论是拥有更强经济能力的大地主，还是谋求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利益都是与土地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土合一”。
对于罗马这种“人土合一”的地缘属性，身处这个星球上最纯粹农业文明环境下的我们，应该会有足够的认同感。只不过华夏文明没有受到海洋文明的冲击，不仅在人、土层面上进行了捆绑，更在地缘文化上深入到了“家国一体”程度，即认为国家不过是扩大化了的家庭，彼此间是长幼有秩的家人关系。而罗马则由于地缘结构以及环境的原因，融入了海洋文明的公民意识。个人以及族群之间的独立性要强的多，更注重相互之间的权力平衡。不能简单说谁优谁劣，但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华夏文明能够穿透各种政治纷争，一直延续到今天；西方文明又为什么能够在看似混乱的历史中，保持更多的创新力。
记得之前曾经做过对比，以大的地缘背景来看，今天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罗马有相通之处：一个原始属性为农本的大陆文明，处于一个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商本的海洋文明环境中。这实际上是一件很大的优势，让你即能够从海洋文明的创新力中汲取适合自己的先进因子（包括技术、体制等方方面面），又能够因为自身的原始属性，在内部保持最高的凝聚力，以在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正因为此，研究罗马崛起过程中的地缘因素，有助于帮助我们判断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形势
好了，回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时段。罗马与迦太基在文明属性上的差别，在很多战争细节中都得到了体现，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向。比如在坎尼之战后，汉尼拔认为罗马已经大伤元气，是时候坐下来谈判了。为了试探罗马的反应，迦太基人允许罗马用钱赎回他手中的一万多罗马战俘。类似的做法，在动辄上升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高度的东方战场上是十分罕见的，但在西方战场上却是再正常不过了。不仅希腊人、迦太基人这样做，后来的中世纪、大航海时代也莫不如此。用一句话形容：一切都是生意。
这种计算出来的战争，在形式上显得颇为“文明“，我们也因此会看到西方战争法则中会有很多在东方人看起来，十分可笑的规矩。当然，这些规矩也的确能够避免无谓的消耗，能够将双方的战损限定在一定规模下。不过，当一方准备动用一切资源，打一场涉及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全面战争时，这些生意式的计算就不管用了（所以面临亚洲游牧民族入侵时，欧洲总是很被动）。罗马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出了他的大陆性——完全拒绝了这场交易。
拒绝交易的后果对于那些被俘的罗马士兵无异于一场悲剧。当汉尼拔人不能用他们从罗马那里换来政治上的妥协和经济上的利益时，务实的迦太基人就转而用一种更残酷的手段来将之变现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被卖身为奴，以为迦太基军队发放军响；另一部分则被处死，以“大棒“的形式威慑那些举棋不定的”第三方“（为了最大限度的增强恐怖效果，汉尼拔甚至用数千俘虏的尸体建了一座桥）。
罗马人的不妥协做法，显露出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迦太基有本质的区别，更直接切断了罗马士兵在战场上的退路。这也意味着汉尼拔所设想的那种折中方案，即在不消灭罗马的前提下，让意大利半岛重回多方角逐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许从这一刻起，汉尼拔就已经意识到，他已经很难赢得这场战争了。事实上，如果迦太基人这次的对手是与之相同思维的希腊人，他们肯定就成功了。
所谓“格局决定结局“，用来概括希腊、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差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接下来，大希腊地区的希腊人，似乎应该表现出左右战局的力量了。问题在于两个战争的主角之间，还没有出现战略失衡状态，双方都不能说服所有希腊人留在或者加入自己的阵营。尤其希腊城邦本身相互独立，没有公认盟主的情况下。比如直接受汉尼拔威胁的，拉丁姆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就在坎尼会战后很快倒向了汉尼拔一边。而在此战之前，虽然汉尼拔的军队曾经在那不勒斯一带迂回过、劫掠过，希腊人却并没有做出选择。
另一股决定与迦太基人结盟的希腊力量，就是西西里岛曾经的霸主叙拉古了。鉴于西西里岛的位置，叙拉古人相信即使意大利半岛最终还会归于罗马，但西西里岛做为二者之间的缓冲之地，还是有很大机会在战后的和平协议后，获得独立位置的。这种基于地缘政治结构所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不过前提是，迦太基人能够赢得战争。顺便说一下，我们很多人童年所学习过的那个“阿基米德”用镜子烧毁罗马战船的智慧小故事，就是出现在公元前213年——211年之间的“叙拉古保卫战”中。实际上，阿基米德为这场战争所做的技术设计，并不止用镜子聚焦那么简单，然而他设计出的那些守城机械，最终还是未能挽救叙拉古和自己的命运。
尽管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征战的目的不在于攻城占地，但基于罗马的实力，汉尼拔并不认为自己离开意大利半岛后，那些曾经的盟友能够合力对抗罗马。也就是说，如果想让意大利半岛最终保持分裂状态，迦太基需要在意大利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基地，以领导或者帮助希腊人、凯尔特人，甚至伊特鲁比亚人保持独立状态。
以这一战略目标来看，最合适的选择就是“靴跟”内侧的他林敦（塔兰托）了。做为大希腊地区在意大利半岛的地缘核心，斯巴达人所建立的这座城市，即能从农业发达的普利亚平原获得充足的补给，又能在身后监视半岛上的其它希腊城邦。假定把那不勒斯做为基地的话，那么迦太基就相当于在前面为希腊人挡枪，让那些昔日的竞争对手有机会躲在自己后面骑墙了。
对于汉尼拔来说，选择他林敦的意义还在于他能够由此拥有一条，与迦太基本土互通的海上通道。在占有西西里岛东海岸的叙拉古，愿意站在自己一边时，这条海上通道最起码在地缘位置上是最为安全的。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迦太基的海上实力也要有相应的提升或者说“回升“。说起来也真是风水轮流，当年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启时，罗马的优势在陆军，而迦太基的优势则在海军。时过境迁，一切却又反转过来了，之前各自的长短却都成为了自己的短板。
迦太基和罗马在补足自己短板的问题上做了多大努力，是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相比这一点，那些希腊半岛南部城邦的态度，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反正大多数希腊人的真实态度也是骑墙，只要你能够在战争上一直保持胜利，就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盟友。当然，希腊城邦这样做本身也属无奈，尤其对于意大利半岛的希腊城邦来说，实力和位置决定了他们必须随时看风向。而叙拉古愿意明确与罗马为敌，我们刚才也说了，是因为的确有可以预期的地缘政治机会。
叙拉古人并非是唯一在汉尼拔的远征中看到机会的希腊人。不要忘了，所谓“大希腊“地区只是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地，在意大利半岛东部与之隔海相望的希腊半岛本土，同样有可能介入这场西地中海内部的博弈。那么，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吗？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